当今中国已逐渐步入知识经济社会,企业开始重视知识等无形资源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洪流。而智力资本作为企业中无形资源的凝聚体,对企业的重要性毋庸赘言。因此如何利用好企业智力资本,最大化其效用,为企业创造价值、降低风险,成为了学术界的重要研究课题。如今市场竞争环境呈白热化趋势,企业如何能够在激烈的环境中保证自身发展,站稳根基,脱颖而出,是每个企业都必须解决的难题。贝塔系数虽衡量企业系统性风险,但实质上反映企业对外部风险因素的敏感程度,企业自身因素并非与贝塔系数毫无关联(吴武清,2012;赵振洋,2018),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企业在稳定发展的可能性(Lev,1974;李经路,2017)。而智力资本是企业市场竞争中极为特殊、极其重要的一种资源。抛去短期利益,从长远利益来看,企业如果可以充分挖掘开发智力资本的潜能,其定能在激烈的市场角逐之下竞争到一席之地,实现可持续的稳健发展(Stewart,1994;代明,2017;肖建华,2018)。那么智力资本作为企业的一种独特资源,是否可以通过利用自身特性,降低企业风险,对企业的贝塔系数产生作用呢?如果确实存在影响作用,那么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也亟需阐明。因此本文试图探究智力资本与贝塔系数二者的关系作用机制。本文借鉴主流的理论结合实证方法进行研究主题。在理论上,首先理清智力资本与贝塔系数相关的文献脉络并进行评述,并就智力资本与贝塔系数进行理论分析。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关于智力资本与贝塔系数关系的假设;在实证上,采用国际主流的智力资本增值系数方法来衡量智力资本,利用CPAM模型测算贝塔系数,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对假设进行进一步的检验分析。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后本文发现,智力资本与贝塔系数二者之间的确存在作用关系。具体而言,智力资本水平越高的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越强,贝塔系数因而也就越低。本文创新点在于通过深入研究,发现智力资本与贝塔系数之间并不是传统的线性关系,而是二者之间存在一个中介传导机制。具体表现为:财务杠杆在智力资本对贝塔系数产生影响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智力资本并不是直接对贝塔系数产生作用,而是通过降低财务杠杆进一步降低贝塔系数来实现的,呈现“智力资本——财务杠杆——贝塔系数”的传导机制。为了验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通过运用工具变量法、变量替代法等作为稳健性测试,测试的结果与主测试结果一致。同时,本文考虑到:一是智力资本包含三大构成资本;二是不同产权性质下的智力资本往往有不同的效果(赵秀云,2017);三是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智力资本的作用较为复杂(曹裕,2016)。因此在主假设的基础上,本文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将智力资本的构成资本、产权性质、企业生命周期也加入研究。因此,本文试图将智力资本展开为三元资本,并在智力资本与贝塔系数二者中引入产权性质、企业生命周期这两个角度,分析三元资本是否能延续智力资本整体的结论以及产权性质、生命周期是否能对智力资本与贝塔系数起到调节作用,从而为处于不同智力资本构成资本、不同产权性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企业提供具有战略意义的智力资本管理的策略。为了确保研究前后的一致性,本文沿用主测试模型,将智力资本分为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关系资本,将企业分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成长期、成熟期与衰退期这样不同的类别,以深入探究智力资本对贝塔系数的影响效用。最后通过实证结果本文发现,智力资本的三大资本均对贝塔系数产生显著负向影响,且财务杠杆二者之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在产权性质的分组中,国有企业的智力资本对贝塔系数的影响作用明显优于非国有企业,且中介效应只存在于国有企业;在企业生命周期的分组中,成熟期这一阶段的智力资本会对贝塔系数产生最为显著的负向影响,成长期其次,衰退期的相关关系最弱,且中介效应仅存在于企业成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