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自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以来，农村经济得到了巨大发展，农民在“分”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与此同时，不管是政府、学者或是农民自身对于农民合作的呼声都从未停止，只是相关实践成功者寥寥。农民合作社被认为是一种实现中国农民“合”的有效组织形式，而证据便是国外的成功实践。在中国，特别是农村是一个人情社会，有别于西方的契约社会。中国农村的农民合作社的实践中，对于“人情”的利用是其一大特点，而正是这一特点造就了中国合作社实践“量大而质差”的事实。　　合作社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其存续取决于其组织成本与效益的大小关系。在中国农村的农民合作社实践中，“人情”与“制度”皆是合作社组织起来的手段，因而合作社的组织成本便由“人情”和“制度”的价格决定。在合作社成立初期，社区“人情”存量较为丰富，“人情价格”较低，对“人情”的利用有助于合作社的成立与发展。但随着社区“人情”存量减少，“人情价格”逐渐升高，若是合作社效益不足以支付其组织的“人情成本”抑或“制度成本”时，合作社便会走向终结或异化的道路。　　分析过程中运用了许多公式来表述各个概念间的关系，有助于对经验事实的把握与提炼。虽可能会丢失概念的部分内涵与简化概念间的关系，但不失为一种值得继续探索的研究思路。中国人均土地拥有量以及人才逆农村流向等问题，限制了农民合作组织的效益能力，致使许多合作社实践在其未能采取“制度”手段前，就已不能支付“人情成本”，从而导致了大多数合作社实践的终结或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