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史研究是一个思想尤其活跃的领域,1980年代以来思想文化界的议题和同步进行的中国现代化变革紧密相关。80年代中期李泽厚提出的“救亡与启蒙”、80年代末余英时提出的“激进与保守”以及90年代汪晖提出的反思“现代性”是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中的三种影响颇大的解释模式。三种新观点在思想界引起影响颇为广泛的争论,对史学实际研究工作,尤其是新的问题意识出现,对具体的历史现象的解释与评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旨在研究、论述上述新思潮与当代史学研究的关系,就三个新思潮对史学工作的影响进行系统总结和梳理,并对影响与后果的利弊得失进行评估。在评估上述思潮影响下史学新动态的成就与问题时,避免唯“新”是尚的思维方式,力图就其对当代史学研究的具体影响做出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估。本文对三种观点产生的社会和思想背景进行了概括,厘清了三个观点兴起的缘由。“思想”影响“学术”的生成。“救亡—启蒙”论是一种追求“启蒙”的中国现代史叙事,突破了传统“革命史”范式一统天下的局面,给我们带来了中国现代思想史新的研究角度。在“救亡—启蒙”论中,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原点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和意义,关于五四运动的性质及其历史意义,成为当时重要的学术议题,丰富了史学发展。“激进—保守”论中保守主义成为90年代的思想时尚,“国学热”和回归“学院”使传统文化在当代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并使当时的史学学术风尚发生了转变,在促进学术发展的同时,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良的倾向,使社会批判性日益丧失,教育功能逐渐萎靡。在文化保守主义大行其道时,历史上一些已经盖棺定论的重要人物和历史事件被纳入到保守主义的话语体系中重新阐释和评价。这一重新评价繁荣了当代史学的同时也对史学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反思现代性”论总结了90年代汪晖等学者对现代性的反思,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另一种现代性方案,是以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为特征的现代性话语。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纳入现代性视野中考察有其理论的合理性与现实、历史的针对性。这个新的视野不仅对于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新的、不同于80年代的理解途径,甚至改写了中国当代社会主义运动史和思想史。但其局限性也是不容忽视。“后现代”做为一种对“现代性”的反思,与反思“现代性”思潮有一定联系。本文还就与反思“现代性”思潮密切相关的具有“后现代”倾向的史学现象做了简要评价。在此基础上梳理三种新思潮相继转换的内在思路,指出它们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如何看待中国革命的问题意识下,既相互应和又相互论争,既相互承接又相互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