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家属工”,是在国家制度安排的逻辑下第一批主要以三线工人妻子的身份进入单位的特殊群体。伴随国家现代化不断深入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进程,作为具有“类工人”属性的“家属工”群体处境及身份认同经历了复杂的变迁过程。对其的研究能够从历史脉络、社会境遇和群体心态中深刻理解单位制度变迁过程的复杂性,并透视制度变迁背景下身份认同、组织认同、国家认同与社会认同的复杂互构关系。以往的相关研究经历了从宏观制度到微观透视的深入,重点阐释了单位制变迁背景下“三线家属工”的身份地位演变的过程、身份建构以及身份实践的逻辑。缺少的是对多元社会因素共同建构下“家属工”主体身份感知的内在变化过程的分析,以及从单位制转向社区制的背景下多方力量对于“家属工”身份承认困境解决所发挥的作用。因此,本文以J省S厂家属工群体为例,分析了她们的身份认同在不同时期经历了“潜在的想象—强化—危机与消解—重构”的变迁过程:入厂时期的身份认同是在国家力量、家属认同、职业认同的合力推动下所形成的处于构想阶段的认同;大集体时期“家属工”的身份认同经历了从强化到解构的过程,在强化过程中虽然附着对单位的依赖,但这一时期的认同因其建立在单位空间共同劳动实践基础上而具有真实性;而随着单位制的消解,“家属工”的身份认同失去了赖以存活的单位时空和制度基础,面临着分化和散落的危机;在对上访事件的解读中我们发现,国家政策、社区自救以及“利益抗争型认同”的重构使得家属工获得了身份承认下的部分利益兑现,但抗争型的利益认同又极不稳定且易于消解。本文分析了“三线家属工”在国家、社区、社会、小群体等多元力量的互构下身份认同的建构与重塑过程,从国家制度建构到多元合力之下的身份抗争,“三线家属工”身份认同变迁过程真实地反映出单位变迁中国家、组织与个人之间关系的整合与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