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歧路灯》是清代雍乾时期出现的两部长篇小说,作为文人独创的作品,它们标志着创作主体自我意识的进一步强化。生活在“雍乾盛世”下的吴敬梓和李绿园都敏锐地意识到封建社会文化-教育存在的严重问题,但两人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却截然不同。反映在作品中,两部小说主题思想整体倾向性存在鲜明的差异。简而论之,《儒林外史》洋溢着反理学精神;而《歧路灯》呈现出明显的理学化倾向。基于此,本文首先把小说置于明清之际的学术背景下,考察两部作品主题思想的差异。其次,从小说反映社会的功能入手,围绕两部小说关注的社会问题和批判的角度,通过对作品中较有特色的社会风习描写进行比较研究,加深对社会风习描写的意义和小说主题的认识。因此,本文选取了这两个独特的视角进行比较研究,其论述如下:　　第一章引言部分,主要对前人的重要成果进行一番梳理,进而提出比较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第二章集中探讨两部作品主题思想倾向性的差异。第一节结合明清之际社会思潮,分析吴、李对理学态度的思想渊源。第二节具体分析作家对理学的态度的差异。具体来说,《儒林外史》具有鲜明的反理学倾向。它的反理学是与批判八股科举取士制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鲜明地体现在对理学人性论、伦理观的批判上。对李绿园而言,理学是他思考、解决社会文化-教育等一系列问题最有效的武器。《歧路灯》一方面以“用心读书,亲近正人”八字方针,教育、挽救世家子弟,为他们指出一条“修齐、治平”的道路;另一方面,作家为美化其理学人性论、伦理观,塑造了众多观念化的人物形象,来为他的程朱理学作注脚。　　第三章对社会风习及其描写手法进行比较研究。概括言之,吴敬梓采用白描手法,抓住知识分子宴饮风习,对明清之际的士风作了生动传神的描写;《歧路灯》被誉为一幅明清“社会风俗画”。在这幅画卷中,市井赌博习尚描写尤为精彩。　　最后是余论部分,在对全文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提出比较研究的不足之处和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