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作为一场伟大的革命,开创了中国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但在种种因素的影响下,它却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贵州虽然地处偏僻,但也卷入了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之中。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贵州建立了大汉贵州军政府,但随之它又陷入到急剧的政治动荡中。军政府成立后,贵州保守势力为谋求政治权力,通过发动二·二事变掌握了军政府的实际控制权。而后,为进一步消灭省内残余革命力量和省外黔军,其又加紧援引滇军入黔。滇军入黔后与保守势力联手对贵州军政府进行了改组,军政府从此成为双方实施军阀专制统治的工具。相较于其他反正省份而言,民国初年贵州的政局动荡次数不仅更多,原因也更为复杂。民初贵州政局的动荡首先源于省内激烈的政治派系斗争。由于贵州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长期发展迟滞,致使其无法形成较为强大的资产阶级和军事力量。清末新政推行后,贵州先后出现了新军、自治学社、宪政派等政治派别。在革命形势的急剧发展下,这些政治团体纷纷投身于革命浪潮之中。军政府建立后,在权力需求下,逐渐形成了以宪政派为首的保守阵营以及以自治学社和新军为代表的革命阵营。出于对政治权力的需求,不同政治势力之间逐渐产生联合、分裂,从而为保守阵营的夺权提供了机会,二·二事变发生。省际派系斗争是导致贵州政局动荡的又一重要原因。武昌起义后,由于清军和地方顽固势力的进攻,导致反正各省军政府先后向贵州求援。为响应革命号召和推动革命发展,贵州相继组织了新军援川、援鄂、援湘。新军离黔后,革命力量大为削弱。援鄂黔军出发后,旋因南北和谈开始而被迫滞留常德。这一时期,贵州政治也发生了剧烈动荡。二·二事变后,保守势力加紧了与滇军的勾结。唐继尧率军进入贵州后,一边与保守力量联合对贵州军政府进行了改组并对省内革命力量进行镇压,一边则加紧消灭滞湘黔军,由此导致黔军进退失据,双方矛盾一触即发。而黔军滞湘后因对湖南造成威胁,致使黔军与湖南的矛盾也开始出现。此外,贵州政局变迁与中央政权的更替也紧密相连。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滞湘黔军负责人杨荩诚曾往南京晋谒孙中山以取得支持。而此时以袁世凯为首的封建势力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势力正为中央政权的归属展开激烈斗争,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后,中央政权发生更替。与此同时,贵州政局再次变迁,唐继尧率领滇军占据贵州。滇军据黔后,唐继尧通过投靠袁世凯取得了对贵州的控制权,而袁世凯通过支持唐继尧既阻止了革命势力的发展,也达到了控制地方的目的。基于此,唐继尧对黔军回黔的态度愈加强硬。为避免滞湘黔军与据黔滇军冲突波及湖南,在谭延闿和黎元洪的努力下,相关各方签订了《洪江条约》。但此约因损害唐继尧的利益,遭致其坚决反对。唐继尧不仅拒绝执行,更加紧图谋消灭滞湘黔军。黔军在久等调停无果后决定武力回黔,终因实力悬殊而告失败。民初贵州政局的变迁,对贵州、西南、全国的政治局势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对贵州而言,滇军在贵州统治的建立,既是贵州保守势力形成黔系军阀统治的开端,也成为贵州在政治军事上依附于云南的起点;对西南而言,唐继尧以贵州为政治跳板,在蔡锷离滇后控制了云南,进而成为西南地区乃至全国都有着重要影响力的大军阀;对全国而言,唐继尧以其强大的军事实力,成为推动民初局势发展的重要政治力量。唐继尧在革命立场上的反复横跳,正是这一时期地方军阀的政治表现。民初贵州政局变迁既是各方政治势力斗争博弈的结果,也深刻影响了贵州、云南、西南乃至全国的政治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