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经济出现严重失衡,主要表现为美、日、德、G4(日、德、英、法)及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内部失衡和双边失衡,其中尤以美日经济失衡最为突出。一方面,美国经济面临着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的双重困扰;另一方面,80年代上半期,日本经济规模和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展使得日本成为全球最大顺差国和美国最大的逆差来源,日美双边摩擦愈演愈烈。1985年,美国在经历1983、1984年经济强烈回升后,经济增长放缓;美国经济外部失衡不断恶化,巨额经常账户赤字导致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美国国会强烈要求政府干预外汇市场,以挽救日益萧条的美国制造业。1985年9月,美国政府邀集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美国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以“实现无通胀均衡增长和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经济困难”为口号达成一揽子协议,包括抑制通货膨胀、扩大内需、减少贸易干预,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下调,史称“广场协议”。当今世界经济又面临着严重的外部经济失衡。一方面“次贷危机”后,美国经济步入衰退,巨额双赤字日渐难以维持。另一方面,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在全球遥遥领先,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器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中国对外贸易尤其对美贸易的巨额顺差又使中国成为美国“治理”贸易逆差问题的主要对象,中国似乎又站到了20多年前日本的位置,针对中国的“广场协议II”似乎呼之欲出,因此探讨“广场协议”的背景、内容、实施效果对中国应对“广场协议II”具有重大意义。该文首先分析了“广场协议”产生的背景,即8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失衡;其次通过全面再现“广场协议”的内容,明确指出“广场协议”的本质在于调整世界经济失衡;接着该文探讨了“广场协议”的实施效果,全面剖析了“广场协议”对世界经济失衡尤其是美、日经济失衡的调整效果;最后,通过对比“广场协议II”与“广场协议”的产生背景,并针对中国如何应对“广场协议II”提出有效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