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是个多文化多语言的国家,其宪法规定,西班牙语是国家官方语言,根据各大区的规定,部分其他语言享有地区官方语言地位。除了西班牙语(卡斯蒂利亚语)以外,西班牙的主要语言包括:加泰罗尼亚语、瓦伦西亚语1、巴斯克语和加利西亚语等。本文的选题缘起于研究西班牙国内语言政策时遇到的挑战。研究者较难从西班牙国家政府层面入手,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寻得清晰的政策脉络。相反,西班牙的各个大区,尤其是双语大区则以现行宪法为依据,通过“宪法——大区自治法——地区语言常规化法案——具体语言使用法规”的法律框架积极推进大区语言的标准化和使用常规化。基于这个事实,本文提出以下问题:1.为什么西班牙国家层面的语言政策较少,相反,地区语言政策则强势而多样?2.西班牙双语大区的语言使用情况分别有什么特点?为什么政策模式相仿,政策效果却不尽相同?3.面对地区语言的强势复兴,西班牙国家政府如何在顺应社会大环境的前提下,维护国家官方语言的地位?相关前期文献显示,研究西班牙语言问题的学者可能受到自身所处的学术环境影响,倾向于认同西班牙国家政府或者地区语言规划者的政策实施动机。例如:英语学界倾向于关怀语言使用中的弱势群体,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西班牙地区语言复兴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英语学界对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等地区的地区语言常规化(Normalización)表现出积极态度(Hoffmann 1995,Miller&Miller1996,Zalbide&Cenoz 2008)。随着部分地区政府的语言政策越来越激进,在2010年前后出现了关注双语地区语言公平的研究(Miley 2013)。美洲学者从西班牙语和土著语的关系出发,对西班牙的全球传播进行反思(Josédel Valle&GabrielStheeman 2002)。西班牙学者的语言态度则时常取决于其政治立场,左翼学者使用英语学界关于语言帝国主义的理论批判西班牙语的相对优越性(Moreno Cabrera 2008),右翼学者则举实例对西班牙语遭到围攻的情况扼腕痛惜(Salvador1987,1992,Lodares 2005)。另一方面,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领域的学者则使用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将西班牙某一地区的案例作为理论性思考的支撑(Wright2004,埃杰2012)。中国学界对西班牙国内语言情况的了解有待深入,对西班牙语言政策的研究以概览性介绍为主(廉美瑾1991,马联昌1999,刘雅虹2014)。此外,研究者倾向于以西班牙和欧盟的关系作为切入点(卓忠宏2008,曹羽菲2015),从宏观的地域视角考查西班牙政府的语言战略。本研究希望较全面地呈现西班牙国家和地区双方的语言规划思路,使用数据和事实说明情况,辨析学者的观点和立场,以期较为客观地描写西班牙纷繁复杂的语言情况。本文选取加泰罗尼亚、瓦伦西亚、加利西亚和巴斯克作为双语大区代表,研究其语言政策的实施动机、实施对象和实施效果,并与国家语言政策作对比,呈现双方不同的语言规划方略。通过对相关历史事件和政治思潮嬗变的分析,探寻西班牙国家官方语言和地区官方语言之间产生张力的深层原因以及可能的缓解之道。为此,本研究以文献研究法为主,在材料呈现的基础上对信息进行分析和总结,对现有的语言政策研究框架进行调整,并提出新的理论模型。本文主要使用的文献内容有:-西班牙国家政府和地区政府颁布的法律文本(尤其关注语言教育政策)-西班牙国家和地区官方研究机构公布的调查数据,例如:人口普查、地区语言使用情况调查、教学机构语言模式调查等-官方语言机构(如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塞万提斯学院、加泰罗尼亚研究院、皇家加利西亚语学院等)网络主页呈现的信息-语言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的专著和论文-西班牙主要媒体发布的新闻-西班牙民众以及中国留学生的口述记录论文第一章首先对语言的交际功能和非交际功能进行辨析,阐释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基本概念并阐述了本文对“显性语言政策”和“隐性语言政策”的界定。关于理论框架的使用,西班牙著名语言学家洛佩茨·加西亚(ángel López García)教授指出,社会语言学研究往往使用英语国家的理论作为分析框架,问题是在社会文化领域,不仅仅存在唯一的事实,西班牙语的情况正是如此2。在世界范围内,西班牙语的地位与英语不同。与西班牙语美洲的各土著语言相比,西班牙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然而在美国,西班牙语母语群体往往是弱势群体之一,语言声誉有待提高。西班牙国内的语言情况与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国也不尽相同,虽然现行宪法赋予西班牙语国家官方语言的地位,但在实际操作中西班牙语时常受到地区官方语言的挑战。然而,鉴于西班牙语在全世界的重要性,地区民众的日常语言偏好又不完全符合地方政府的语言规划方向。可以认为,西班牙语同时具有主导语言(lengua dominante)和附属语言(lengua dominada o lengua subordinada)的特点(Hamel 2004)。此外,西班牙学者关于国内语言问题的论述以摆事实、讲道理为主,提出理论框架的情况较少。因此,本文的研究者使用理论较为谨慎,在参考现有理论框架(语言政策和规划目标:一个综合性的框架,Hornberger 2006以及关于隐性语言政策的论述,Schiffman 1987,1996,Shohamy 2006,David Cassels Johnson 2013)的同时,对其进行必要的调整(图1.3和表1.5)。论文第二章和第七章分别论述了西班牙国家政府倾向于使用隐性语言政策的原因、具体措施以及西班牙学者提出的语言问题解决之道。本研究试图使用历史结构主义视角(Tollefson 2006),从历史和政治角度解读西班牙的语言问题。研究发现,中世纪西班牙语在伊比利亚半岛的传播主要在非强制性语言规划的情况下形成。例如:著名的智者国王阿方索十世虽然推动卡斯蒂利亚语的标准化,但其本身是多语者并使用加利西亚语进行文学创作。多数西班牙学者认为,卡斯蒂利亚语的发展一方面归因于该语言本身良好的稳定性和相对简洁的发音系统,另一方面得利于光复运动、地理大发现和印刷术的出现等客观条件,并非由统治者人为地强加于使用者。现今西班牙的行政版图主要源自伊比利亚半岛上多个国家的联姻或政治联盟。在历史上,各个民族拥有较高的自治权,直到18世纪,来自法国的波旁王朝取得西班牙的王位。受法国国家民族主义思潮影响,波旁王朝的统治者使用自上而下的强制手段提高西班牙语的优越性,强化中央集权,使用行政命令人为干涉西班牙各语言之间的自然发展轨迹。20世纪佛朗哥独裁又一次使用显性地位规划拔高西班牙语的地位,这导致卡斯蒂利亚语区以外的地区产生不满情绪。20世纪70年代,佛朗哥去世后西班牙迎来民主制度,各地迅速做出反应,在短时间内立法并将语言规划引入教育系统,强势复兴地区语言。本研究认为,西班牙现今的高度自治来自于对历史上集权政治的反弹,即西班牙左翼政治势力(即内战战败方)在民主制度的保障下利用国家文化多元的特性形成强势社会话语,与右翼政府(即内战战胜方)持续对峙,而语言问题则是影响社会话语导向的重要手段。数据显示,西班牙95%以上的民众能懂得并运用西班牙语进行交际,因此,使用地区语言并非为解决交际问题。在西班牙,语言问题实际上是政治问题,语言政策背后往往是语言政治。这两章的论述验证了本研究的一个假设:西班牙国家政府倾向于使用隐性语言政策,避免使用行政手段进行地位规划,转而依托语言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强调西班牙语强大的交际功能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进行声誉规划。另一方面,大力推广“泛西班牙语”(panhispanismo)理念,弱化语言的身份象征功能,加强与美洲西班牙语国家的学术合作,共同制定语言标准。该策略对于像西班牙语这样的世界性跨国语言来说具有深刻意义,因为数以亿计的使用者分布在超过二十个国家和地区,这使得西班牙语的使用者很难形成统一的身份认同。在西班牙国内,双语地区民众的身份认同也不完全统一。例如:西班牙社会学研究中心200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对于“虽然我持有西班牙的官方证件,但我不认为自己是西班牙人”的表述,近三分之一的巴斯克人表示“非常同意”或“同意”,尽管该大区98%以上的民众能熟练使用西班牙语。在此情况下,开展学术活动来强调西班牙语的交际功能和经济意义,弱化政治意义,对语言变体采取宽容的态度,提倡尊重与合作成为西班牙政府主要的语言战略思路。论文第三章到第六章对加泰罗尼亚、瓦伦西亚、加利西亚和巴斯克等双语大区的语言政策予以分析,从而验证了另一个假设:西班牙双语地区政府采用与国家不同的语言策略,倾向于使用显性语言政策,强调语言的非交际功能,认为地区语言具有历史价值,是文化象征,是推动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手段。由于地区语言在使用人数上无法与西班牙语抗衡,地区政府需要突出地区语言“质”上的优势来弥补“量”上的劣势。通过对西班牙地区语言功能的观察和分析,本文提出“地区语言功能模型”(图3.4)。对于地区政府来说,地区语言在地区内、地区外国家内和国家外三个层面具有不同的语言功能:1.在地区内,语言具有身份建构(construcción identitaria)功能和阶层壁垒(barrera estructural)功能。例如:加泰罗尼亚大区的民族主义者使用加泰罗尼亚语作为身份表征依据,试图使用“泛加泰罗尼亚主义”(pancatalanismo)思想将瓦伦西亚大区和巴利亚里大区纳入“大加泰罗尼亚语区”,形成泛语言认同,合力与中央政府抗衡3。另一方面,有数据显示,西班牙双语地区社会精英阶层的双语能力较强,地区语言水平相对较高,这有利于政治精英在个人双语程度不高的社会中使用地区语言作为阶层壁垒,保护本阶层利益。2.在地区外国家内,语言具有地域壁垒(barrera regional)功能。例如:地方政府要求公职人员(公务员、公共医疗机构工作人员或公立学校教师等)必须具有一定的地区语言能力,这使得其他地区的西班牙语单语者较难在双语地区获得相同的就业机会。此外,当地区政府采取较为激进的双语教育政策,要求学校以地区语言作为教育媒介语时,西班牙语单语家庭的子女也可能面临学习上的困难。3.在国家外,地区语言具有提高地区国际声誉的功能。相较于国家官方语言,地区官方语言通常具有“少数群族语言”特征。在以“尊重文化多元”、“保护濒危语言”为主流话语的国际大环境下,这有助于西班牙的地区政府在国际社会获得支持。例如:地方政府在欧盟强调保护少数族群语言的重要性,申请成为欧盟官方语言,试图提高地区语言的国际声誉,为获得更高自治权等政治目的添加筹码。应当指出,地区语言的以上三个功能在不同的大区表现程度不一。在区域民族主义(nacionalismo regional)越突出的地区这些功能越明显。加泰罗尼亚是区域民族主义思潮最集中的地区,因此加泰罗尼亚语较好地体现了这三种功能。虽然巴斯克在传统上也是民族主义思潮较为强烈的地区,但受到埃塔(ETA)恐怖主义的影响,“民族主义”一词在巴斯克具有负面意味。因此,巴斯克政府采取比加泰罗尼亚更为温和的语言政策。例如:在基础教育阶段提供多种语言模式供学生和家长选择。这些语言模式包括:以西班牙语为教育媒介语但开设巴斯克语课程(Modelo A)、双语教学(即一部分课程以西班牙语为教育媒介语,另一部分以巴斯克语为教育媒介语,Modelo B)和以巴斯克语为教育媒介语并开设西班牙语课程(Modelo D)。教育过程中语言模式的选择保障了家长自主决定的权利,弱化了强制性,尽管有消息称,巴斯克政府试图劝说家长选择D模式以确保地区语言的活力。可以说,巴斯克语保持了地区语言的身份建构和语言壁垒功能。由于历史、地理和经济原因,加利西亚的民族主义特性较弱,虽然加利西亚语的语言活力较强,但西班牙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历史上,加利西亚地区呈现双言状态,西班牙语为高声誉语言,加利西亚语为低声誉语言。随着加利西亚政府语言复兴运动的展开,地区语言的声誉得到提高,如今加利西亚语和西班牙语分别体现了语言的象征性和实用性。对当地民众而言,地区语言是身份象征,西班牙语则是重要的交际工具,两者具有不同的功能,也不能相互替代。最后,虽然从语言学角度看,瓦伦西亚语和加泰罗尼亚语极其相似,因而多数语言学家(包括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变体之一。然而,瓦伦西亚和加泰罗尼亚在历史、社会文化和政治层面具有较大差别,尤其在政治层面,多数瓦伦西亚人不愿接受“泛加泰罗尼亚主义”,担心在政治上附属于加泰罗尼亚,因而较为强调自身的文化独立性。历史上,瓦伦西亚居民主要从如今的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地区迁移而至,因此具有身份上的双重性。由于对加泰罗尼亚的抵触情绪较强,阿拉贡的身份就产生了特殊的意义。阿拉贡是现今西班牙的核心地区之一,这对于瓦伦西亚人的自我认同起到一定作用。通常而言,瓦伦西亚人和加利西亚人的身份认同中既有大区身份又有西班牙国家身份,反映在语言使用上,则体现为对西班牙语的使用表示接受,并且不倾向于使用地区语言作为壁垒4,这点不同于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地区。虽然四个双语地区民族主义程度不一,但正如本文开篇所述,四个大区政府均在较为完整的法律框架中实施地区语言复兴政策。相反,西班牙国家政府则不设专门的语言规划机构,而是通过宪法法院的裁决对过于激进的地区语言政策进行防御式管理。2013年颁布的《提高教育质量组织法(LOMCE)》意图加强西班牙语在教育系统中的使用,结果引起较大争议。2014年,各个地区,尤其是双语地区的左翼政党联合起来要求国家政府废除此法律,还组织罢工和抗议活动表示不满。鉴于西班牙国内左翼势力强大的影响力,有学者指出,西班牙语言问题的解决之道应该基于平等对待各个语言的前提上。国家政府应摈弃中央集权思维(centralismo),政治精英应积极学习地区语言,地区政府则应该承认西班牙语是西班牙人的通用语。在教育方面,应开设地区语言互懂课程,培养所有西班牙民众输入式理解其他地区语言的能力,使所有西班牙人均能理解地方语言,地方语言的使用者不需要转换语码就能与其他地区民众(包括卡斯蒂利亚语单语者)进行交流(López García 2015)。研究者认为,相比传统的支持地区语言或者支持西班牙语的一元立场,此观点试图分别从两者立场出发,缓和西班牙语和地区语言之间的张力,表现出相互尊重的态度。虽然实施有一定的难度,但西班牙乃至西语世界以多样性为特征,充分的沟通与理解是解决分歧的基础。通过描写和分析,本文展现了当“国家民族”与“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共存于一个政治实体时,语言在政治博弈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研究者认为,根据语言使用人数和政治影响力的不同,博弈双方会在进行语言规划时分别侧重语言的交际功能和非交际功能。结合西班牙的实际情况,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西班牙民众不欢迎强制性语言规划。虽然民众通常支持保护地区语言,但并不希望保护政策影响到西班牙语的习得和使用。2.在语言的交际功能和非交际功能中,前者的优先级更高。在双语社会中,若语言政策的制定者试图牺牲交际功能强的语言,扶植非交际功能较强的语言,则可能得到负面社会反响。3.使用人数较少的语言更适合身份建构,因为较小的语言社区较容易形成统一身份认同。相反,对于使用人数较多的语言则应突显其交际功能。4.语言政策应适应社会的历史和政治特征,应该“使政策反映社会变迁,而不是用政策改变社会”(López García 2009:125)。综上所述,本文具有两方面的创新:研究材料的创新和理论创新。本文较为全面地呈现了西班牙国家及地区的语言政策,对中国学界深入了解西班牙这个多语国家的语言事实提供了新的素材。同时,本研究将现有的理论框架与西班牙的语言现实相结合,提出“语言规划维度和目标关系导图”(图1.3)、“显性/隐性语言政策定义框架”(表1.5)以及“地区语言功能模型”(图3.4)等理论模型,丰富了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研究的理论成果。在今后的研究中,研究者应使用更为微观的视角,深入观察语言政策在西班牙社会各领域的实施效果,增加研究样本数量,探查西班牙民众个体对语言规划的接受。随着西班牙国内政治和社会局势的变化,其语言问题在不同时期会呈现不同特点,对于西班牙国内语言问题的研究应紧跟时代,及时反映最新形势。最后,西班牙语言政策的研究者必须具有宽广的视野,将西班牙与其他西语国家和地区的语言使用情况进行联动,从而更准确地把握西班牙语在全球传播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认清西班牙语在全球语言之林中的优势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