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杂剧悲剧代表作《赵氏孤儿》（以下简称《孤儿》）是中国最早“走出去”的戏曲（1731年马若瑟法译）。海外对此剧的译、改、演、评历史上从未中断,迄今已历287年,具有广为流传的影响力与恒久力,译介积淀深厚,已成为中外共享的戏剧文化与艺术资源。论中国古典戏曲之外译,必从《孤儿》之门而入。本文是对《孤儿》译介的专题通史研究。作者以“翻译”与“改写”为译介史脉络,以皮姆的翻译史研究思想与方法为理论框架,围绕“译介的历史生成”、“译介的历史形态”与“译介的历史运动”系统建构《孤儿》译介与传播史（1731-2018）,着力回答以下三个研究问题:（1）《孤儿》在历史上是如何通过译介实现其海外“经典化”的?（2）《孤儿》译介的历史进程有怎样的演构与发展规律?（3）《孤儿》可为我国戏曲艺术对外传播提供怎样的经验或参照?本研究共由四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第一章“绪论”与第二章“文献综述”。其中“绪论”部分论述了选题缘由、课题背景与理论框架;“文献综述”部分则梳理了国内外《孤儿》译介研究的文献,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本课题与之相呼应而形成的研究对策;第二部分“翻译史”为第三-六章。作者结合《孤儿》翻译史的源流关系与发展历程,将《孤儿》翻译史分为马若瑟译介、18世纪英文转译、19-20世纪从汉语的直接译入与当代汉学翻译四个部分加以论述。其中,马若瑟译介重点围绕的是《中华帝国全志》中的《孤儿》法译本（1735）;18世纪转译部分涵盖了“瓦茨版”（1736）与“凯夫版”（1738）两个不同的《中华帝国全志》英文转译本,以及珀西据“凯夫版”而形成的英文转译;19-20世纪部分包括了儒莲的法译（1834;1869）与刘荣恩的英译（1972）;当代汉学翻译部分则重点分析了奚如谷与伊维德（2015）的英译;第三部分为第七章《孤儿》戏剧改编,作者着重论述了早期的戏剧家哈切特与当代戏剧家、诗人芬顿对《孤儿》的改编。《孤儿》西传欧洲肇始于早期中西文学交流的特殊历史语境之中。在以基督教传布为背景,“四书五经”翻译构成的译介主流中,《孤儿》之所以会成为中国纯文学译介的“起点”与马若瑟兼耶稣会士与汉学研究学者的译者身份、法国文学系统对中国戏曲的吸纳姿态以及《孤儿》本身的悲剧美学特征与道德教化旨归之间均存在深层的联系;《孤儿》经由转译而传入英国是英国汉学开创的结果。一方面,翻译作品的大量涌现,尤其是英国读者得以阅读不同风格的文学作品,为《孤儿》传播提供了一个接受语境,另一方面,经由转译而来的“瓦茨版”与“凯夫版”又与法译本之间存在一定的戏曲修辞与人物形象上的差异;珀西版的《孤儿》经“凯夫版”二次转译而来,其早期汉学家与英语文学家身份使得《孤儿》译本语言呈现出了汉学与英国戏剧文学的双重特色。儒莲的《孤儿》译介肇发于英法之间戏曲汉学竞争的态势。在法国汉学内部的师承关系基础上,儒译《孤儿》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法国戏曲研究的优良汉学传统。虽然由于中西交流时代的不同,儒莲译本并没有如18世纪“中国热”影响下,马若瑟译本那样产生深远的影响,但其对曲词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马若瑟“舍曲就词”的缺憾;作为第一个从汉语直接译入《孤儿》的英语译者,刘荣恩对曲词的处理方式符合中国戏曲“经典化”的现实需要,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孤儿》在英语世界中的传播;奚如谷与伊维德的译本则意味着《孤儿》正式进入到了当代西方汉学的视野之中,奚-伊对于中国戏曲的认知与研究方式同样影响着他们对《孤儿》的译介,其译文充分体现了西方汉学重视戏曲版本、文化语境与戏曲文化还原的译介价值取向。哈切特的《中国孤儿》是在吸纳中国知识基础上对中国戏曲的“忠实”改编,其跨文化戏剧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其对元杂剧的叙事体特征的改写而实现的;芬顿对《孤儿》的改编是在莎士比亚戏剧为中心的西方戏剧场域中展开的,其对“献孤”主题的重构、对女性声音的强调、《诗经》元素的引入以及“复仇”主题的处理折射了中西在戏剧伦理与诗学方面不可通约的差异。通过上述7个《孤儿》翻译与2个改编案例的考察与分析,本文揭示了《孤儿》不同历史时期的的译介主体、译介途径、译介策略与译介效果等核心要素,充分阐释了其在跨文化书写中被承认、接受、流转与传承的历史过程,论证了其在中外戏剧文明交流与互鉴史中的核心价值。作者进一步提出,未来中国古典戏曲译介应:（1）探索中外合作的翻译方式;（2）创建戏曲翻译的“两个体系”;（3）确立“守正创新”的戏曲跨文化改编思路;（4）避免“东方仿效”与“单向改编”两种不良的现代转型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