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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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新一次并购浪潮兴起,中国成为了此次并购浪潮的主力军。伴随并购数量和并购金额的增长,上市公司的商誉资产规模也呈现井喷式上升趋势,商誉相关问题逐渐受到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共同关注。按照当前普遍认可的“超额盈利能力观”,合并商誉作为非同一控制企业合并中合并方支付的对价高于被合并方资产份额公允价值的部分,是被合并方未来超额盈利能力的价值反映。然而从另一个角度出发,较高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的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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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新一次并购浪潮兴起,中国成为了此次并购浪潮的主力军。伴随并购数量和并购金额的增长,上市公司的商誉资产规模也呈现井喷式上升趋势,商誉相关问题逐渐受到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共同关注。按照当前普遍认可的“超额盈利能力观”,合并商誉作为非同一控制企业合并中合并方支付的对价高于被合并方资产份额公允价值的部分,是被合并方未来超额盈利能力的价值反映。然而从另一个角度出发,较高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的盈余管理水平以及较高的股价崩盘风险都是合并商誉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结合当前已有研究成果和资本市场中存在的商誉过高导致企业IPO受限的现象,本文从融资约束的角度出发,探讨合并商誉信息与企业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选取了2007-2017年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了当期商誉增加值、商誉减值损失与企业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本文得到如下结论:第一,当期商誉增加值与融资约束存在正相关关系,当期商誉增加值占总资产比重越高,企业获得外部融资的难度越大;第二,商誉减值损失的计提同样会导致企业融资约束水平的提高。进一步研究发现:第一,当期商誉增加值和商誉减值损失对融资约束的负面影响分别在各自取值较高的样本中更为显著,说明大额商誉与大额商誉减值损失反映出的风险更大,引起了外部投资者和债权人的重视;第二,结合我国并购活动的发展情况进行分析,以2014年为分界,当期商誉增加值和商誉减值损失与融资约束在2014年以后显著正相关,而在2014年以前并无显著联系;第三,与当期商誉增加值相比,商誉减值损失对融资约束的负面影响更强,显著性更高。综上,本文的研究结果并未对商誉的“超额盈利能力观”提供支持,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商誉是企业盈余管理的工具”这一观点。当期商誉增加值和商誉减值损失较高均会传递出负面的信息,外部投资者和债权人能够对上述信息进行察觉和判断,并运用到投资决策当中,从而影响企业外部融资的难度。本文的结论也进一步验证了合并商誉信息作为特殊的会计信息,能够在资本市场中发挥一定的作用。本文可能存在以下几点贡献:第一,已有关于商誉及商誉减值的经济后果方面的研究大多聚焦于企业价值、公司业绩等方面,鲜有文献从融资约束的角度进行探讨,本文的研究丰富了已有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价值;第二,从融资约束影响因素的角度来看,本文的研究是对融资约束内部影响因素的一个补充,将合并商誉信息划分为当期商誉增加值和商誉减值损失分别进行探讨,更为细致和准确;第三,本文的研究结果为合并商誉信息能够在资本市场中发挥作用,并被外部投资者和债权人作为决策参考信息之一提供了实证方面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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