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付行政裁量的司法审查在实践中面临着“案件难以进入实体审查”“政策文件的合理性难以审查”以及“行政机关的给付职责界定不明”等问题,大多数案件都以驳回起诉或诉请而告终。在给付行政日益广泛且重要的背景之下,应对给付行政裁量在司法审查实践中过于谦抑的难题,是新时代“保障和促进民生”的重要任务。因此亟需探讨如何调整和改善给付行政裁量司法审查的路径和方法,以更好地发挥司法对行政裁量的监督功能。我国的给付行政理论不断发展变化,给付利益正向发展利益扩张。在此背景下,本文为给付行政裁量确定了一个框架性定义:行政主体在“社会公物、社会保障和资金补助等对公民授益的给付中,对“行政行为的类型”“行政行为的方式”以及“是否为给付和如何为给付”进行选择和判断的行为。其在法规范构造上享有制定裁量性规则的权力,裁量空间巨大。根据给付行政和我国实践中行政裁量的特点,从裁量控制的视角,给付行政裁量理论上可划分为“规则裁量”、“采用私法方式的执行裁量”和“采用公法方式的执行裁量”。不同类型的给付行政裁量均会产生裁量弊病,因此有必要进行司法审查。给付行政裁量的三种理论类型在司法实践中可以分别对应着“政策型裁量”、“协议型裁量”和“复效型裁量”,三种类型整体上都呈现弱司法审查特征,存在司法过于谦抑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法院倾向于将纠纷转变为对客观标准的审查”,“法院审查先于立法的行政实践时遵循法不禁止即可为”,“法院对政策规定和给付的有限性予以尊让”等。其主要原因在于立法缺失、司法无力干涉行政专业判断和公私法行政中给付职责模糊等。放任司法如此谦抑并不可取,应当予以改善。在“政策型裁量”方面,应当从实体规制转向程序规制,完善行政裁量说明理由制度、采用判断过程审查方法,以及借助司法审查对行政实践的隐性影响予以优化。在“协议型裁量”方面,则应当由司法确定公法性质协议的标准及其合法性审查的标准,并依据合法有效的行政协议作出给付判决。在“复效型裁量”中,一方面应由立法扩大其受案范围,另一方面应由司法确立较为严格的行政主体给付义务的成立标准,防止行政给付义务无限扩大,并主要作出撤销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