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追诉时效制度作为一项基本的刑法制度,为世界各国刑事立法认可和采纳,也是各国刑法理论研究的重要方面。然而,我国刑事追诉时效制度相较于民事案件的诉讼时效制度而言,存在法律规定宽泛、司法解释较少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频率较低,社会公众的关注度也不高。但近年来随着侦查机关侦查能力尤其是运用大数据、高科技能力的提升,大量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陈年积案得以真相大白,司法机关面对这些重大刑事案件,首先考虑的是案件是否已经超过追诉时效、是否应当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如何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处理结果关系着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等相关当事人的切身利益,牵动着整个社会的神经。同时,这些重大刑事案件的追诉时效问题也成为1979年刑法与1997年刑法衔接与适用中的热域。欣慰的是当前刑事法研究和司法实务部门开始重点关注个案追诉时效的解决方式,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均未对刑事追诉时效的发展完善提出合理化可行性建议,加之司法机关对追诉时效问题的解决又缺乏统一明确的指导性意见,这导致司法实践中关于刑事追诉时效的问题出现较大分歧。尤其近段时间,“南医大女生被害案”再度将刑事追诉时效这一话题点燃,引起了刑事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关于追诉时效的关注与思考,也引发了社会公众的热议。鉴于上述背景,笔者从刑事追诉时效制度设立的原理出发,回顾我国从1979年刑法制定时刑事追诉时效制度的设立及历经二次完善发展的过程,归纳总结了刑事追诉时效制度适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本文研究发现,目前我国刑事追诉时效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主要存在如下三个问题:一是1979年刑法与1997年刑法关于追诉时效制度衔接不畅的问题;二是1997年刑法适用过程中出现的对第88条关于无限期追诉时效中“立案侦查”、“逃避侦查”、“后罪”等法律概念理解适用中出现的争议;三是1997年刑法关于刑事追诉时效制度未能有效覆盖监察调查权。针对上述问题,本文通过查找参考文献等方法,对我国刑法中关于刑事追诉时效制度的规定及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作出的相关规定及司法解释进行分析,并结合我国合司法实践需要,提出了如下合理化可行性建议。一是建议在刑法第88条第1款、第2款中增加监察委员会立案侦查的内容;二是建议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刑法第88条中“立案侦查”、“逃避侦查”及刑法第89条中“后罪”等法律概念的内涵予以明确,及时回应司法实务界的争议及社会关切。通过以上合理化建议,以期解决我国刑事诉讼时效制度在司法适用过程中存在的模糊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