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语言习得领域关于互动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至今已经有30年的历史了,但迄今为止,无论是基于行为主义的研究还是基于认知主义的研究,都没能对互动是否有助于习得,以及互动影响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和机制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实验研究的结论也莫衷一是。而维果斯基的社会文化理论从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从知识获得的哲学高度来探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的社会属性,关注互动发生的社会因素,强调学习包括语言学习首先发生在社会文化环境中,从而突破了基于行为主义和认知主义的研究仅关注个体行为的狭隘视野。因此,本研究选择了社会文化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第一次直接运用社会文化理论来研究互动问题,希望能从一个新的视角探讨第二语言的习得过程和互动影响这一习得过程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从而拓展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领域。本研究采用实验研究的方法,从词汇习得入手,探讨非汉字文化圈的汉语学习者采取不同的调控方式、支架类型和词汇学习方式对汉语词汇习得效果的影响。研究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词汇习得过程的实验研究,考察初级、中级、高级汉语学习者实现客体调控、他人调控和自我调控的动态过程以及三种调控方式对词汇产出的影响。结果显示,初级水平的汉语学习者还主要依赖客体调控和他人调控的方式;中级水平的汉语学习者虽然显示出他人调控能力和自我调控能力的增强,但依然存在中间阶段,他们可能和初级水平的被试一样,都还处于客体调控或者他人调控阶段。高级水平的汉语学习者则已达到自我调控的阶段。而且,随着学习者自我调控能力的发展,使其他两种调控能力也同时得到发展。因此,三种调控方式都成为了高级水平的学习者词汇习得的渠道。实验结果表明,成人第二语言学习者的词汇习得过程既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和倾向性,同时各个阶段也出现了重合。我们因此推论,在成人第二语言的习得过程中存在常态和特定状态两个层次,并据此提出“习得过程动态性假设”。研究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都是关于习得机制的研究。影响第二语言习得的因素不外乎两个: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本研究也正是从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研究的第二部分在支架模式的基础上通过考察四种支架合作类型和词汇理解与词汇产出任务对第二语言学习者词汇习得的影响,以探讨从客体调控阶段转化到他人调控阶段的外部环境影响机制。实验结果表明,在最近发展区内,支架式合作对初级水平的汉语学习者的词汇理解和词汇产出都有促进作用。在三种支架合作方式中,对初级水平的汉语学习者而言,师生合作的模式最有利于学习者的词汇习得,高低水平的学习者合作的模式对词汇习得的促进作用次之,相同水平的学习者合作的模式虽然也有利于词汇的发展,但促进作用最小。实验结果表明,对初级水平的第二语言学习者而言,引导机制决定了词汇习得的效果。研究的第三部分是考察三种不同的学习方式对第二语言词汇习得的影响。本研究是对学习者语言能力的内在获得机制的考察。结果显示,明晰式的词汇学习方式和伴随性的词汇学习方式都有助于初级水平汉语学习者的词汇习得,但外显的、明晰式的词汇学习方式比内隐的、伴随性的词汇学习方式更有利于第二语言学习者的词汇获得。实验结果表明,对于初级水平的第二语言学习者,外显的学习对于语言规则的学习效果优于内隐学习,但内隐学习也是语言能力与语言知识获得的重要途径。总之,运用维果斯基的社会文化理论来研究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和教学问题还刚刚起步。我们的研究只是尝试性的、探索性的,但我们坚信这一理论的科学性,未来的研究一定会取得丰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