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运司是我国古代主要负责国家财赋征收及运转的政治机构,其雏形为唐代建立的差谴使职——转运使。转运司始建于五代,其权力在宋朝时达到顶峰,不仅负责地方财赋管理,而且成为地方一级行政机构,兼具监察百官的职责。女真族入主中原建立金朝后,在政治、经济管理上更多地袭用了辽、宋制度,转运司的建制也不例外,但在权力范围上比之宋朝,已大为缩减。蒙古国灭金后,在中原的经济统治,经历了由课税所向转运司转变的过程。但在元朝初期,转运司制度则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由最初的全国性的财政机构转变为只负责盐、茶税收的经济机构,且直到明、清时期,亦未再恢复到原来的建制。有学者指出,“社会中的政治体制是为了人的政治生活的需要而形成,政治体制的运行以及变迁是通过有关的政治群体、政治组织机构以及政治角色的政治活动及其变迁所体现出来的。”本文主旨即要通过转运司这一政治组织机构的变迁,来考察金元时期政治体制的运行轨迹,及统治者在社会变革中对政治制度的选择过程,并力图籍这一变革来探讨民族关系、经济发展等对政治制度的影响,以及政治制度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文章主体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建制篇,主要分析金元转运司制度的确立过程。通过金元转运司制度确立过程的比较可以看出,转运司的数量增多,规模变小,稳定性变差。第二部分为职能篇,分析了金元转运司的职能,在从金到元的发展过程中,转运司的行政职能消失,经济权力缩小。第三部分为人物篇,通过对金元转运司官员任职情况的分析,可以看出元朝转运司官员与金朝的区别主要在于,转运使数量增加,权力行使受到牵制;运司官员出身出现民族偏见,导致其整体素质下降。从转运司制度最后变迁的结果看,元世祖朝以后,转运司机构并没有完全被撤罢,仍然保留有税额较大的盐、茶转运司机构,其管理体制较前亦无多大变动。这是制度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一种“路径依赖”现象,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种优胜劣汰后的制度显然更能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转运司制度在元初发生这一重大变化的原因,主要有技术进步,新制度建立(行省),市场规模变化,大规模战争的停止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