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国际产业分工深度调整,全球价值链不断升级,中国服务业发展进入到了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已经成为中国在“十三五”时期建设开放型经济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中国如何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既推动国内服务业改革稳步向前,又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加强贸易合作、实现互惠共赢,对中国应对当前激烈国际竞争、尽快完成从服务贸易大国向服务贸易强国转变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世界各国深度融入到国际生产分工中,传统的贸易统计口径已经无法准确地反映当前国际贸易的实际情况,贸易增加值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层次地解析国际贸易的现实特点。本文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出发,利用EORA 26数据库提供的1990-2013年世界189个国家的投入产出数据,基于王直等(2015)提出的WWZ核算法对“一带一路”沿线61个样本国家(地区)服务业贸易出口额进行分解,计算得到服务业贸易增加值,并据此构建并提取出“一带一路”服务业增加值贸易网络的等级网络(包括TOP5、TOP3和TOP1网络)。此外,本文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对贸易网络结构特征进行分析,并实证探讨了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服务业增加值贸易在2001年以后的发展速度明显快于2001年以前,其中最终被国外吸收的国内增加值部分(DVA)对制造业贸易增长的贡献最大,国外增加值部分(FVA)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中国是“一带一路”沿线服务业贸易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2)“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联系密切,中国、俄罗斯在网络中占据最核心的位置,在网络中发挥着“桥梁”作用,带动周边国家不断推进各国之间的贸易合作与发展;(3)增加值贸易网络有明显的社群(Community)特征,主要可以划分为三大主要社群:以中国、新加坡等东亚、南亚国家为主的社群、以俄罗斯等东欧、中欧国家为主的社群和以伊朗等中东、西亚国家为主的社群,地域集聚化特征突出;(4)人口规模、自由贸易协定、共同语言和经济规模与“一带一路”服务业增加值贸易网络具有显著正向关联,且对其结构变化具有促进作用,地理距离则与增加值贸易网络具有显著负向关联,并对其结构变化具有抑制作用。基于本文研究结果,笔者提出相应政策建议:首先要积极推进与其它国家(地区)的贸易合作,优化市场布局;其次,在国内推动服务业改革,延申价值链长度,提升自身在价值链中的地位;再次,与其它国家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推进贸易自由化,削减贸易成本。最后,要大力推进创新发展,促进新兴服务业双向开放,坚持“走出去”战略,同时要培养高素质的优秀技术性人才,以人为本,推动服务行业创新驱动能力的全面提升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