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2015年1月至2019年7月,《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相继出台,我国国家公园在经历试点调研、政策推进、学术交流与国际合作后,正式迈入法制建构阶段。国家公园法律制度表层是要规定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手段,深层是要构建主体间权力、权利和利益的共存秩序,处理好国家与公民、公民与公民、公民与环境之间的法律关系。只有厘清制度背后同种类权利（力）与不同种类权利（力）之间的交错关系,才能构建利益的价值阶梯,设计利益的保障与协调制度,进而实现国家公园法律制度的价值目标。人类造园活动具有悠久的历史,西方国家经历了古典主义、启蒙思想、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思潮,新兴资产阶级逐渐获得政治话语权,市民阶层迅速扩大,民主和自由意识觉醒。园从贵族私人专属转向为社会公众开放。美国在自由土地观和财政土地观的摇摆中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为世界创造了“土地国有化,禁止私人开发,公共利益优先”的国家公园制度模式。我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造园活动自古带有“比德”与“澄怀”的意识性,体现出反对利益垄断、共享自然资源的朴素民本思想。《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等文件提出了我国国家公园制度的价值理想、改革目标和探索方向,包容性发展理论为国家公园确立了利益协调的指导思想,新公共服务理论为国家公园的制度构建提供了路径解析。国家公园的利益冲突主要有四种类型:第一,公共利益与私利益的冲突。国家公园等大型社会工程过分强调国家目的时,容易演变为运动式治理或一刀切式执法,私利益会受到压抑;第二,私利益与私利益的冲突。国家公园过度进行旅游业开发,可能造成本地居民和外地游客的利益冲突;第三,权力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冲突。公权力追求政绩和财税利益,存在侵害和蚕食公共利益的可能;第四,生态利益和私利益的冲突。国家公园对物种进行保护时,要经常协调生态利益与居民私利益的关系。19世纪中叶后欧洲大陆资本主义发展迅速,概念法学失去了先导性。利益法学派认为创造法律是源于目的,目的实质是利益,创立和解释法律的最高原则是做好利益的维护与协调。法律应当兼顾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法律裁判实质是选择了优先保护的利益。本文采用了按照主体类型进行利益分类的方法,将国家公园所涉利益分为公共利益、国家利益、权力利益、私利益和生态利益五类,它们遵循从抽象到具体、从群体到个体的逻辑关系,但并非包容与被包容、由高到低进行取舍的顺序关系。国家公园的制度设计必须汲取利益协调理论的精神和方法,遵守特定程序,秉承特定原则。国家公园利益协调的具体制度供给要注意向两个方向延伸:一是纵向的利益协调制度,通过打造利益的法定秩序和协调程序,以法律规范的公信力来定分止争;二是环向的利益促成与制约监督制度,主要是加强私利益主体对公权力主体行使职权的民主监督,以及通过加强私利益的保护促进公共利益的达成。我国国家公园的价值理念要坚持生态福利由社会共享,实现各种合法利益的兼容并包。制度设计应当在“尊重个人权利,规制权力利益,科学对待生态利益”的基础上实现最广泛的公共利益,使国家公园从“命令——执行”的传统管理方式向“合作——服务”的新型治理方式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