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中贸易逆差形成并加速扩张,中国外汇储备连年攀升,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人民币也开始面临来自美国政府的前所未有的升值压力。美中外贸逆差的扩大给中美关系、中国出口以及人民币升值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和压力,近年来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对贸易逆差的成因大致形成了以下几种主要观点:一是美国国内经济失衡;二是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限制;三是美国对华的直接投资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在中国进行生产并将产品销回美国;四是计量方法和统计口径的不同造成了统计数据的不对称;五是美国进口使用原产地原则,将从香港转口的贸易也计算列入中国对其的出口,造成了双重累计,人为扩大了贸易差额。本文除认同以上观点外,从全新的角度分析了逆差的重要成因,即逆差的增加是由东盟10国和日本、韩国(本文简称“10+2”)转移而来。通过对1985年-2006年22年数据的翔实分析,结合对产业转移的定性分析,本文得出如下观点:从东亚雁形模式开始,亚太地区产业分工演化到今天的复合性分工的后雁形模式时代,由于中国在劳动力资源上突出的比较优势,日本、韩国以及东盟中如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在产业的不断升级过程中,将其产业结构中劳动密集型部分不断向中国这个“世界加工厂”转移,形成了中国从这些国家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在中国完成加工组装后出口到美国的区域分工格局,在这一过程中,这些国家也将其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转移到中国。从本文图表分析中我们直观地看到,过去的20年间,美国对“10+2”的贸易逆差下降,对中国的逆差上升,而对整体“10+3”的逆差变化不大,同时,“10+2”对中国的顺差逐年递增,这就交叉印证了本文的观点,美中贸易逆差由“10+2”转移而来,是一种结构性和转移性的逆差。简言之,美中贸易逆差是亚太地区产业链调整的结果,自90年代以来,这种产业链演化成以中国为加工中心,以东亚和东盟国家为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方,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技术研发方和主要出口市场的格局,在这一产业布局调整和形成过程中,中国承担了对美贸易顺差“制造者”的角色,但顺差的实质来源于整个亚太地区,中国仅仅是其中赚取微薄加工费用、代替“10+2”国家和地区充当对美出口门户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