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就业问题已成为最受民众关注、最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从宏观上讲,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增大无疑受到高学历人群稀缺性下降、就业市场供需不平衡这一客观原因的影响。但除了这一结构性因素外,高校毕业生自身在择业的过程中还受到其他微观层面的主客观因素影响。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是职业决策行为与结果的重要预测变量(Taylor & Betz, 1983; Robbins, 1985; Osipow, 1987; Luzzo, 1993, 1995; Betz, Klein, & Taylor, 1996),它受到人格特质(Tokar, Fischer, & Subich, 1998; Ganske & Ashby, 2007; Jin, et al., 2009)和社会支持(Guay, Sene′cal, Gauthier, & Fernet, 2003; Ali, McWhirter, & Chronister, 2005; Gushue & Whitson, 2006)的影响。然而学者们对不同的人格特质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关系的研究深度差异较大,控制点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关系就鲜为学者研究;其次,社会支持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关系虽被广泛证明,但对社会支持的衡量较为概括和间接,家庭和学校在学生职业决策过程中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探索;最后,学者们往往分别探讨人格特质、社会支持与职业决策相关因素的关系,对于人格特质、社会支持、职业决策三者之间复杂的影响机制和关系存在的边界条件还没有系统深入的研究。根据上述研究缺口,本文旨在探讨具有不同控制点倾向的个体在家庭支持、学校支持、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方面的差异;其次,专门测量高校学生在择业过程中得到的来自家庭和学校的支持,并探索不同支持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影响作用;之后,进一步探索家庭、学校支持在控制点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之间的部分中介作用以及控制点在家庭、学校支持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之间的调节作用。本研究采用职业决策自我效能量表缩减版(Betz, Klein, & Taylor, 1996)、“内控性、有影响力的他人与机遇量表”中的“内控性”子量表(Levenson, 1981)、自编的家庭支持量表和学校支持量表分别测量样本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水平、内控倾向、感知的家庭支持和学校支持。抽样采用滚雪球方法在吉林大学范围内通过问卷星网络调查平台完成,网络调查历时1周,共收到有效回复567份。本研究首先对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控制倾向、家庭支持、学校支持和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总体水平及其离散程度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其次,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和控制点量表进行基本的信效度检验;对自编的家庭支持、学校支持量表进行全面的信效度检验,包括一致性信度检验、验证性因子分析、聚合效度检验和判别效度检验等。再次,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和独立样本T检验探索控制变量的作用。最后,使用不同的回归模型对各变量间的关系做出检验。研究利用系统的统计分析验证了“控制点——家庭支持、学校支持——职业决策自我效能”这一理论模型的合理性,并得到如下结论:(1)内控倾向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有着重要的正向影响。(2)内控倾向对家庭支持、学校支持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控制点对感知学校支持的影响大于对感知家庭支持的影响。(3)家庭支持、学校支持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起到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而且家庭支持与学校支持的影响强度相当。(4)家庭支持、学校支持在控制点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而且这一中介作用远小于控制点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直接影响。(5)研究没有证实控制点倾向在家庭支持、学校支持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关系中的调节作用。(6)男生在总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计划维度和问题解决维度的得分显著高于女生。(7)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在总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计划维度和自我评估维度的得分显著高于本科学历者,但是学历的区分效果并不稳定。(8)人文社科类专业背景的样本在总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职业信息维度和目标选择维度的得分显著高于理工科背景的样本。(9)来自城市的样本在总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自我评估维度、职业信息维度、目标选择维度、计划维度以及内控倾向和总的家庭支持水平的得分均显著高于来自农村的样本。本研究对以上结论进行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讨论,并基于此对学生个人、家庭和学校如何改善职业决策提供了大量建议,文章最后指出本研究存在的局限性并对未来研究方向做以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