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制度在我国已经推行了二十多年,期间,从中央到地方的考试规定中无一例外设置了“18至35周岁”的年龄条件。但2004和2005年接连发生了两起考生因年龄超过35周岁未能报考公务员而状告人事部门的案件。同时,近些年呼吁放宽公务员报考年龄的声音也一直不断。可见放宽公务员考试的年龄上限已成为不少公民的诉求。基于以上,本文认为需要重新对公务员招考中的年龄上限设定进行思考。由于国家机关录用行为具有双重性,即既要具备合法性,又要具备行政性。因此,本文不仅从法律角度分析35周岁年龄上限设定的合法性,更重要从公共行政角度分析这项条件设定的合理性,以促进年龄条件设定的合法化和合理化,完善公务员考录制度。首先探讨了公务员考录年龄上限设定的合法性。对该规定在实践中引发的争议进行法律回应后发现,争议的焦点在于公务员35周岁年龄上限的规定是否合法。分析后认为35周岁规定作为人事部制定的规章,在合法律性上,构成了下位法对上位法的僭越,在价值方面,违反了平等原则,侵犯了个人权利,属于年龄歧视的行为,缺乏合法性的基础与来源。其次重点探讨了公务员年龄上限设定的合理性。社会整体年龄价值观念从重视老人经验到崇尚年轻化的转变使得相应的制度规定也产生了变化,特别是在公共人事制度中体现的更为明显,从传统的“论资排辈”到如今在录用和晋升中均存在年龄的限制。本文所研究的公务员考录中设定35周岁年龄上限即为年轻化价值取向的重要标志之一。公务员考录制度作为公共人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组织和个人均会产生影响,并由于政府机关的特殊性,还会产生社会效应。因此,本文从制度和社会效应两方面对这项规定进行合理性分析。一、制度层面,公务员考录制度需要适应来源于效率,个人权利和社会公平的压力。个人权利要求在宪法权利之外还需保证职业发展权利,而为平衡效率和公平则引发了组织多元化计划的开发。本文以此为理论基础进行分析,认为在个人职业生涯发展层面上,35周岁使得相同工作年限的公务员年龄相近增加晋升压力;公务员队伍“官本位”思想严重;损害大龄人员进入公务员队伍的权利。在组织多元化管理层面上,35周岁将录用人员的年龄集中在固定年龄段,使得现实中政府部门主体成为“三门公务员”,且单一的年龄结构又带来退休和生育“扎堆”的现象。总而言之,35周岁使得个人职业权利和组织多元化管理均难以得到保障。二、社会效应层面,一方面,政府的特殊角色使得公务员年龄条件的设定对整体就业市场的年龄限制产生示范效应,另一方面,狭窄的年龄条件加剧公务员队伍“能进不能出”,使得公务员系统的封闭性加强。最后,尝试提出对35周岁的年龄上限进行调整,同时允许特殊岗位设定合理的年龄限制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