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后期是向清朝过渡的关键阶段,是近代汉语助词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汉语助词系统依旧延续元末明初规范调整的轨迹不断发展,同时新旧助词系统也出现了更迭：一方面,继续沿用上古和中古时期使用的文言助词；另一方面,大量新兴的助词出现,并得到广泛使用,充分再现了明朝中后期口语的基本面貌。《牡丹亭》的助词系统主要由动态助词、事态助词、结构助词、语气助词等四个小类组成。首先,《牡丹亭》中出现的动态助态主要有“了”、“着”、“过”、“将”、“看”等五个其中表完成态的“过”和“将”的使用频率很低,由于受其自身功能的限制,它们被“了着”所取代,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从宋代开始,随着动态助词系统内部的调整,助词的分工逐渐趋向单一其次,《牡丹亭》中出现的事态助词主要有“了2”和“来”,没有出现事态助词“去”的用例。与“了1”的用例相比,“了2”的使用数量明显减少,在句法格式上出现了“动宾+了”、“动补+了”、“形+了”等九种形式,同时出现了与其他助词“得”、“着”等连用的情况。“来”的用例相对较少,使用上也比较简单,主要用来表示事态的曾然或将然。再次,《牡丹亭》中出现的结构助词主要有“的、地、得、之、个、价”等六个。“的”使用比较灵活,它可以放在名词、动词、形容词或短语的后面,在句中充当定语；“地”的用例则相对较少,只在句中充当状语；“得”的功能和用法也趋于完善,主要是用作补语的标志；“之”字作为结构助词的功能也趋于单一,主要用作定语,相当于“的”；“个”是个带有南方方言色彩的结构助词,主要用作定语和状语；“价”的语法功能到了明代,部分用法开始消失,而且语法功能基本与结构助词“地”重合。最后,《牡丹亭》中出现的语气助词最显著,不仅继承了文言语气词“也、矣、哉、乎”等的用法；还沿袭了唐宋、元时期产生的语气助词“么、那、便了、呵、哩”等的用法；还出现了一些散见于旧小说或戏曲中的助词“呀、咳、哎、唗、嗏、”等；同时还出现了像“哎也、哎哟、咳呀”等两个语气助词之间连用的形式；伴随出现的还有“杀(煞)、则个、等、生、的”等特殊的形式。语气助词在《牡丹亭》中是成员交替、更迭最频繁的一类,从上古汉语到中古、近代直至现代汉语,语气助词系统一直进行着调整,不断有新成员涌现出来,同时也有成员退出了历史舞台。总之,《牡丹亭》中各类助词内部,经过系统调整和规范,分工趋于明确,功能趋于稳定,交叉互用的现象趋于减少,但同时也反映出助词系统内部各成员之间共存、交替更迭的过程。语言的使用要求简明规范,功能要求明确专一,表达要求准确合理,助词系统亦是如此。随着社会和语言的发展,各助词系统内部成员也要顺应语言自身机制的调节,既要精简形式、择善而从,又要满足社会交际的需要,最终把那些经得住语言系统考验的助词保留下来。助词系统内部成员的历史演变体现了语法化过程中的“并存”和“择一”的机制原则。在《牡丹亭》中,各助词成员既沿袭了上古汉语中文言助词的用法,又有中古和近代新产生的助词用例,它们共同组成了《牡丹亭》的助词系统。这一系统充分反映了语法化“并存”的机制原则,即是说一种语法功能可以同时有几种语法形式来表示,一种形式出现后,旧形式并不立即消失,而是新旧形式会并存一段时间。各个助词系统的成员选择各自最适合的形式来表达其相应的语法功能和意义,这就反映了语法化“择一”的机制原则,即是说在语言使用过程中,同一语法功能往往采用多个语法形式表达,这样既不符合语言精简规范的要求,也会造成语法系统内部的臃肿,这就决定了在语言自身机制的调节下,必然会有一两个形式脱颖而出,最终成为某一语法功能的代表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