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是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而数字普惠金融体现了科技创新与金融服务结合的典型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将直接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水平的提升。但目前我国在企业创新和管理研究中对于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研究还比较少,很多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地探讨和研究,例如: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特征有哪些?数字普惠金融是否会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数字普惠金融将怎样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数字普惠金融在不同区域的实施又如何影响创企业的技术创新?针对这一系列的问题,本论文以数字惠普金融、企业技术创新相关理论为基础,通过对我国数字惠普金融特征的分析,深入地探讨了数字惠普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以及数字惠普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以促进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为企业技术创新服务。论文开展的主要研究工作如下:（1）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技术创新的相关性以及影响机理研究。通过构建数理模型分析了金融体系的真实转化效率随着金融规模增加的变化规律,即当金融水平提升时,金融摩擦先下降后上升,为金融规模的先增后减函数。结合数理模型分析,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和金融规模扩展导致的金融摩擦呈现先减后增的趋势,将使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为先促进后抑制,总体呈倒U型关系。通过对数理模型的构建和分析,弥补了目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行为深层影响机理挖掘不足的问题。（2）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中介研究。目前学界已经指出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有明显的影响作用,但目前尚未有对其影响作用路径清晰完整的阐述,本章基于系统文献综述法和多案例研究构建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中介,从融资约束、财务费用、企业杠杆、财务风险、金融监管5个视角来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有助于弥补相关理论上的空白。进一步,通过多案例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影响关系与传导机制呈现非线性关系,为后续实证研究奠定了基础。（3）基于Dagum基尼系数的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空间特征和收敛特征分析研究。通过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发现,从2011年到2018年我国城市级别的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在总体上呈现出波动下降的趋势;通过空间集聚性分析认为,我国大部分城市的数字金融发展都位于第一和第三象限,存在着空间集聚效应;通过时空跃迁分析,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随时间的变化不断发展变化,空间上的收敛和集聚性质也在时刻变化着,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通过空间收敛性分析发现,空间因素的各种效应将使得我国数字金融的发展更加趋向于平衡。（4）开展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影响分析研究。包括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当数字金融指标峰值过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而呈现下降的趋势;数字金融覆盖的广度、使用的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呈现开口向下的二次函数关系,其中数字金融使用的深度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更为显著;随着时间的推移,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将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呈现了明显的衰减特征;在不同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影响中,东部地区的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最为明显,西部地区的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相对来说最不明显等。（5）通过非线性中介效应模型开展的实证研究验证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的具体影响,并发现了融资约束、财务费用、企业杠杆、财务风险在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中起着非线性中介作用,具体包括: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以倒U型曲线效应影响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企业的财务费用,进而以倒U型曲线效应影响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企业杠杆率,进而以倒U型曲线效应影响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数字普惠金融先通过倒U型效应影响财务风险,进而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形成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技术创新倒U型关系。通过本文研究,构建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技术创新影响机理的数理分析模型,弥补了目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行为深层机理挖掘不足的问题;明确地提出了融资约束、财务费用、企业杠杆、财务风险在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中起着非线性中介作用,进一步丰富了数字普惠金融和企业技术创新的相关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