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企业家理论视角讨论对外经济结构转换的问题,分四个层次来进行:第一,探讨对外经济结构变动的机制及其微观基础;第二,回答目前我国对外经济结构转换的过程与途径;第三,阐述对外经济结构转换的制度因素;第四,对我国京津冀地区的对外经济结构转换做出实证研究。在一个开放、自由与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对外经济结构的调整根本上要依赖于企业家的能动作用。追求利润被公认认为是企业家最主要的行为目标,那么经济活动报酬的分布结构就决定了企业家活动在不同产业之中的配置,而经济活动报酬的分布结构又内生于经济环境之中。文章通过研究经济活动报酬的分布结构来揭示企业家活动的配置规律,进而得出对外经济结构调整的微观机理。通过“要素的新组合”,企业家可以赚取来源于要素禀赋比较利益的“李嘉图经济租金”;另外,企业家也可以通过创造新产品、新技术、新供应源和新的组织模式来获得“熊彼特经济租金”。当“李嘉图经济租金”大于“熊彼特经济租金”时,企业家的经济活动偏向于具有要素禀赋优势的产业,一国的对外经济结构的调整也表现为依据要素禀赋的优势来内生其对外经济结构。但是,随着要素禀赋结构不断提升与其它市场参数(人力资本,制度环境,知识积累水平等)的改变,两种租金的大小将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假定经济报酬结构的外生条件与内生条件具备,那么企业家职能将会从依赖于低要素价格经济活动配置到创新研发活动中来。与此同时,对外经济结构的调整机制转变成为依靠持续的创新来获取竞争优势。鉴于对外经济结构调整的微观机理的认识,认为目前我国应该放弃强调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战略,而应该重视强调持续创新的竞争优势理论。竞争优势理论回答了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产业的基本条件或者市场环境是什么,而未能说明产业国际竞争力形成的内在机制是什么。文章将企业家与市场过程理论融入到竞争优势理论之中,为其构筑了一个经济行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动力内核,提供一种竞争优势的演化机制。当一个国家处于创新驱动阶段,企业家的心智模式与主观创造,不断的与外在的市场环境相互作用,最后成功的探索出新的技术或服务,这种动态变化的过程将衍生处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逐步创造出有效率的产业组织与较高的技术水平。进一步,按照“对外经济结构转换—企业家行为—制度基础”这一主线,文章探讨了开放条件下的制度安排对于企业家的行为约束与激励。对外经济结构的转换依赖于企业家的决策与行为,对外经济的转换机制要依赖于与一个自由开放竞争的市场发挥作用。这些制度主要包括竞争性的市场制度、激励性的产权制度与自由开放的贸易制度等。一个国家基本的制度结构与制度的变迁路径(或制度创新)将会对企业家的行为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我们将对于深层的制度影响做出简要的分析。最后,根据上文的分析,探索性的对我国津京冀地区对外贸易结构转换进行了实证研究。检验若干理论假说,用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的方法测度了经济自由度,企业家丰裕程度,要素禀赋,产权保护程度等与我国津京冀地区对外经济结构转换的影响。结论认为:由资源投入型的外贸方式向研究开发型的外贸方式转变过程中,要素禀赋仍然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同时企业家精神丰裕程度,经济自由度,产权保护程度,知识积累等也都具有一定的影响,我国津京冀地区培育竞争优势、调整对外经济结构的关键在于加大改革分量,完善市场机制,同时也要建立起区域创新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