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政府公务员规模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公务员规模是否过大的问题上,争论一方认为我国公务员规模过大、人浮于事,另一方认为我国公务员规模并没有过大而是过小,至今仍没有统一结论。此外,现有对政府规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政府财政规模的研究,对公务员数量的研究较少,仅有的研究文献也主要集中于社会需求分析、制度分析等框架,对制度运转背后的政治权力因素研究为数不多。但是在我国中央地方分权不彻底,政治行政一体的政治常态中政治权力的作用不可小嘘,从央地关系角度,政治权力影响中央资源在地方的划分；从政治行政角度,政治权力影响政治高层的权力与地位。为此,本文将从政治权力角度研究政府权力对地方政府公务员规模的影响,通过文献分析和理论推理发现我国现实权力运行中的中央控制地方、党政一体、政治行政不分等现状等会导致地方政府间存在的政治权力资源不平衡,并进一步对地方政府间规模的膨胀产生重要影响,而西方的官僚经济理论、利维坦假说等则为此现象提供了解释。在理论假设基础上,本文引入了十六大政治周期的政治权力资源量化数据作为解释变量,根据不同赋分模型对政治权力资源进行计算和分配,同时引入其他相关变量财政因素、经济因素、行政区划因素等,考察政治权力资源对地方政府公务员规模的作用,一方面验证政治权力资源对地方政府规模的直接作用,根据理论假设中地方政府权力较大能够为地方政府带来额外的利益和资源,对这种资源的使用和分配会落实到人员编制上,通过数据分析说明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另一方面,从现有学者的相关研究以及现实制度运转中可以发现地方政府的政治权力资源与地方财力、地方面积等息息相关、相互强化,并有可能共同对地方政府公务员规模产生影响,为力求全面本文也将引入这两对调节作用项作为对公务员规模发生间接作用的解释变量。通过数据回归分析本文得出了与假设相一致的结论,一方面政治权力资源对地方政府规模有直接作用,政治权力资源较多的地方政府拥有较大的公务员规模；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政治权力资源还会与地方财政资源、地方县均面积相结合发挥其间接影响作用,突出表现在地方财政资源相对较多时地方政府政治权力发挥的作用愈加显著,县均面积相对较大的地方政府政治权力资源的正向相关系数也就越高。除此之外,回归结果还证明了相关因素中县均人口、县均面积、市场化水平、东西部等对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为精简地方政府规模提供了依据。实证分析结果中政治权力资源对政府公务员规模的影响与现实政治运作中的公务员数量核定机制存在差异。在实际的制度安排中,公务员编制管理机构在核定编制数量时采用的总量控制原则,各地方政府的编制数量配额主要根据地方的人口、面积、国民收入等要素进行配给,然而数据分析的结果却显示了除此之外的其他因素,如政治权力、财政收入等因素。为对此进行解释分析,本文第四部分介绍了我国的官方行政编制管理制度以及文献中有关编制计算与分配的相关内容,发现了我国编制管理与制定过程中尚存在政治权力因素作用的空间,尤其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政策中,中央为促进地方发展、地方为追求各自利益而纷纷展开的利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关系对人力资源、财政资源等的争夺,最终会不断导致法定编制内的小幅度增长与编制外的大幅膨胀。为改善编制管理模式,提高编制管理的科学性,针对编制管理中所存在的问题,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英国、美国和日本在编制管理核定、编制管理机构权力划分以及编制管理机构设置等的先进经验。虽然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体制等大有不同,但有关治理的某些先进方法和经验却可以共享,通过不断的吸收借鉴,并加以中国化最终促进我国政治体制的日益完善。本文的研究是我国央地关系影响下的政治权力资源对地方政府公务员规模的影响,并在理论上和数据分析上证实了政治权力资源的不均等对地方政府公务员规模的影响,因此,从这一角度出发,本文结合我国的编制制度和发达国家的管理经验,进行对策探讨。首先,优化权力配置,以法律的形式合理界定党政之间、政治与行政之间的关系,划清权限,调整党政二元结构下的人员机构膨胀；明确政治与行政的职能边界,规范政治职能,在行政机构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其次,推进编制管理法治化,提高编制制定和分配的科学化,借鉴日本编制制定的数学模型制定编制总量,合理分配地方政府公务员规模,制定编制精简制度,有计划、有重点的实施精简计划；同时转变编制管理模式,积极引进现代信息技术,实行实名制管理,建设公务员信息数据库；最后,推进省直管县改革,精简纵向层级结构,实现地方政府扁平化；改革地方政府行政机构,提高地方政府自治能力,推进政府信息公开,达到精简和高回应性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