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到1949年,中国社会、思想急剧变化,古代“剧学”观念与新文化运动、国剧运动、新国剧运动交集碰撞,使得戏曲理论研究产生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参照,作为戏曲领域最为活跃的京剧表演艺术承载了民国时期戏曲研究的主要任务。一方面,古代“剧学”观念到民国时期继续发展将京剧表演理论推送至“剧学”的中心,京剧表演理论研究是民国时期“剧学体系”发展的重要特征；另一方面,横跨中西两大文化语境下的京剧表演理论研究悄然融入到了“剧学论争”的背景之下,传统戏曲研究的纯学术的艺术探讨和消闲式艺术欣赏逐渐让位于对表演艺术政治意义、教育作用和社会功能的论争。因此,在五四后的“剧学”与古代“剧学”两个“剧学”的作用下,民国时期京剧表演理论研究表现为始终在中西方戏剧理论的对立中,在新与旧、雅与俗、变与不变的讨论中寻找、回答戏曲舞台性的诸多问题。在双重背景下,研究者以全新的视角阐释京剧的舞台实践理念,赋予京剧表演理论独特的风貌。出现了针对于某个或某类演员艺术特色的专项研究、对京剧表演技能的独立研究,以及对服装、化妆等辅助舞台表演的研究,并且在以上具体研究之余,有关表演美学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有关京剧表演研究成果的反思也进入了理论视野。从研究内容、研究主体、研究方法几方面考量,这一时期的京剧表演理论研究更多采取中西比较法,开始京剧表演美学精神的探索,并且对学术概念进行清晰科学的厘定,这一过程不仅有文人的参与,还包含着艺人在与文人的良好互动及自我审视后完成的理论贡献,艺人与文人的文化认同与实践契合,合力创造了京剧舞台艺术的鼎盛,带动表演理论向学理性方向发展,这是表演理论研究的主要特征。民国京剧表演理论相伴于京剧表演艺术的鼎盛时期而得到空前发展,对当代戏曲表演理论的深化和体系构建创造了良好的基础,但是理论成果缺乏系统性、科学性,意识形态和西方话剧理论对京剧理论造成的深刻影响,桎梏了京剧表演理论体系的构建,这是民国时期京剧表演理论发展受到局限的深刻原因,同时也为当下京剧表演理论研究的推进和深化创造了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