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失衡”是指世界范围内经常项目余额持续扩张和集聚，也即各国的贸易和投资出现净赤字或净盈余。本文首先梳理“全球经济失衡”演变发展的内在逻辑。以中美两国模型为例，分析了美国过度消费和中国过度储蓄的内部原因，并指出了储蓄资源全球重组的国际条件。接下来，着重讨论“全球失衡”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双向关系。“全球失衡”机制具有加剧流动性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内在性质，是造成本次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金融危机对全球失衡具有正方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深度衰退迫使全球失衡有所收缩。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主要当事国的内部失衡因素，反而令国际经济政策变得更加不协调，从而使得全球失衡调整过程更加复杂化，极大地增加了调整成本和不确定性。无论如何，全球失衡调整仍然是后危机时期首当其冲的经济主题之一。在后危机时期的调整中，美国应该消除过度金融化、振兴制造业以重建全球竞争力，积极寻求多边贸易平衡，在全球调整中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和国际汇率政策协调，保护新兴市场脆弱的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中国应该围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心任务来加快制度改革，以科教投资为切入点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国应该将后危机时期的全球经济再平衡作为对外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促进对外直接投资，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二战之后的美国霸权体系可以视为广义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本次金融危机之后该体系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本文就这一阶段的国际货币体系演变进行了前瞻性探讨。此外，本文还特别关注了近期的一个国际热点问题--中美经济摩擦政治化，深入分析了后危机时期中美经济摩擦政治化的性质、原因及发展趋势。结论认为，鉴于当前美国国内经济结构和全球利益分配格局，中美经济摩擦政治化的操作空间有限，解决中美经济摩擦政治化具有广阔的现实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