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段特殊时期,内忧和外患的双重压力使得清朝政府疲惫不堪,国内的改革呼声也随之日渐高涨。大批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觉醒,他们尝试用多种方法为救国救民贡献力量,办报始终是志士们的首选办法。英敛之时期的《大公报》也是在此种背景之下应运而生的。和广大有识之士一样,英敛之坚信要想救中国就必须先开民智和开官智。只有两者并举才能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的愿望。尤其是在开官智方面,《大公报》较其它报纸更为出色,成为了晚清开官智活动的主力军。英敛之时期的《大公报》告诫官员应从多方面提升自身素质,在官员的道德修养、学识水平、外交能力等方面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并督促官员要提升民主意识,去除恶习陋习。但《大公报》同样深刻意识到,开官智是一个严峻而又复杂的问题,仅靠官员自身的努力还远远不够,想要开启官智就必须依靠政府对于各项措施的落实以及进行制度上的改革。《大公报》建议清政府应通过制定法律、设立报局、开办学堂、改变官制等方法,来警示贪官,开启官场的良好风气,从而达到教育官员的目的。除此之外,《大公报》提出开官智还不能忽视报馆的作用。作为开官智活动的监督者和推动者,报馆应该监督政府,敢于与恶势力斗争,始终保持公正的立场,不被利益所诱惑,敢于对抗政府残暴专制,为民伸冤叫屈。只有官员、政府以及报馆同时承担起责任,才能更好地达到开启官智的目地。英敛之时期的《大公报》所刊载的开官智言论在写作方面也是颇具特色的。它在文风上体现了敢言直言、内容全面、观点深刻、立场鲜明的特点。除此之外,对于寓言、典故的灵活运用、生动新颖的表现形式、犀利又不失幽默感的语言给当时的报界言论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总的来说,《大公报》开官智言论在当时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它不仅促进了官员和民众的觉醒,还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开官智思潮和清末新政的发展。但由于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大公报》开官智言论也存在一些局限。《大公报》所提出的某些想法和建议太过超前,没有能够从晚清政府以及官场的实际情况出发,所以产生的实际性影响有限。同时,《大公报》坚持保皇的立场毫不动摇,自始至终都未能意识到官智不开的根本原因。但是《大公报》开官智言论并没有因为时光的流逝而失去它的现实价值。深入了解和认识《大公报》的开官智言论,对于当下的干部队伍建设,对于如何改善官场生态,如何从知识层面、道德层面和制度层面提高官员素质,依旧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