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国家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但近年来,中美贸易战频频升级,美国违反世贸规则对中国产品加征高额关税,导致中美贸易逆差和我国国际收支逆差,从而使我国的出口遭受打击。同时金融市场和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更迭也使得我国企业面临着更加错综复杂的宏观环境,投资活动备受制约。在投资和出口面临掣肘的环境下,消费已经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但是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居民的消费支出仍处于较低水平,扩大内需,激发消费活力是当前实现经济稳步增长的有效举措。金融与民生息息相关,要想长久有效地激发居民消费活力,就必须借助普惠金融的引导作用。在数字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下,传统的普惠金融已经从小额信贷、微型金融和传统普惠阶段演变为数字普惠金融。作为融合了信息技术的新型金融服务,数字普惠金融旨在为社会大众提供便民化的金融服务,打破地域限制,提升居民的生活便利度和金融参与度,比如微信支付,支付宝花呗,平安陆金所理财等。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对于寻找激发居民消费动力的措施途径,保证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梳理和借鉴了国内外现有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来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首先,明确数字普惠金融和居民消费的定义;其次,阐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和消费的相关理论,并梳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机理和影响机制;然后,就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我国居民的消费现状进行分析,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而后,对所提出的研究假设进行检验,具体过程如下:利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2011年到2018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我国31个省份、直辖市的面板数据,选用固定效应模型就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了区域和城乡异质性分析,并进一步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不同消费水平档次下居民消费的影响,最终利用北大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的二级指标确定了对不同消费人群具体的影响途径。通过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可以显著正向影响居民消费,但具体到地域和城乡划分时,存在地域及城乡异质性。表现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显著影响东部和西部地区居民的消费支出,且对东部地区的影响程度最高,对中部地区虽然也存在正向影响但回归系数并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均呈现正向影响,但是对于农村地区的影响最为显著,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且影响程度为城市地区的两倍。2.将居民消费水平由低到高进行排列,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消费水平下的居民消费影响呈现U型关系,即当居民的消费水平处于较低或者较高状态时,数字普惠金融均可以对其消费产生十分显著的正向影响。在50%分位数处,相关系数最小,显著性也最低。3.影响机制方面,数字化支付、消费信贷、保险均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途径,但是侧重点有所不同。数字化支付对于消费水平较高或较低人群的消费呈现显著正向影响,且影响效果远大于消费信贷和保险;保险可以对各消费水平下居民的消费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接近;消费信贷仅对我国低消费群体的消费支出有着显著正向影响。最后本文根据所得的实证结论,从有效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效果这一目标出发提出三点政策建议:继续完善数字化支付体系建设,构建全平台、全领域覆盖的数字化支付模式;丰富保险类数字普惠金融产品,提升居民的保险素养;规范消费信贷服务,做好风险防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