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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于汶川地震灾区的具体情境,生活满意度作为政府大体了解受灾民众生活质量的重要渠道之一。综述学术界关于生活满意度、社会网络的研究,以“生活满意度作为一种主观态度”、“社会网络具有态度渲染功能”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进而笔者提出了生活满意度的形成逻辑;同时立足于灾区语境中“身心健康状况”、“公共服务”等共同话题,源于个人视角形成“理性评价”,源于社会网络视角形成“感性评价”,构建了上述两者共同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概念模型;结合灾区中特殊的时间节点,以及城乡二元社会等具体语境,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设。另外,采用二分类Logistics回归,笔者验证并分析了上述研究假设。本文获得如下的主要结论:其一,基于灾区时间节点的差异:(1)理性评价、感性评价在非常规情境中,均显著影响生活满意度;其中,感性评价的程度强于理性评价;在感性评价方面,其网络规模、强关系以及弱关系显著正向影响生活满意度,但其异质性则显著负向影响生活满意度。(2)理性评价在常规情境中,显著正向影响生活满意度;然而感性评价在非常规情境中,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并不存在统计学意义。其二,基于灾区城乡二元社会的差异:(1)在非常规情境中,城、乡居民生活满意度均受到感性评价的影响;其中,乡村居民受其作用的程度强于城市居民;感性评价中异质性显著负向影响生活满意度,且乡村居民受其作用程度强于城市居民;另外,城、乡居民生活满意度均受到理性评价的影响,且双方受其作用程度大体一致。(2)在常规情境中,城、乡居民生活满意度均受到理性评价作用,其中,城市居民受其作用的程度强于乡村居民;但是感性评价与城、乡居民生活满意度之间不存在统计学意义。(3)基于熟人社会的逻辑,我们发现个人社会网络中强、弱关系在非常规情境中,均显著正向影响生活满意度;但立足于常规情境,强、弱关系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均无统计学意义。另外,我们注意到模型中控制变量“家庭经济状况”在常规、非常规情境中,均显著正向影响生活满意度;相较于非常规情境,常规情境中城市、乡村居民关于家庭经济状况的评价,显著正向影响生活满意度,且作用程度略微提升。根据上述实证结果,结合灾区“非常规——常规”的整体演变状态,笔者提出以下三点参考性建议:(1)准确把握和科学研判灾区整体的社会状态;(2)搭建以“兜底”为主,逐步优化、提升以及丰富公共产品的供给;(3)科学合理地营造灾区良性社会网络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