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国以后,在文化娱乐较为匮乏的年代,受到市民喜爱的南京城区的租书摊一度延续了以往的繁荣。由于租书摊本小利薄,故多为处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从事该行当,露天经营的摊铺上主要出租的是由新华书店提供或摊户自己收购的小说和连环画,吸引着以附近居民和青少年为主的读者群体。但这样较为自由发展的环境,从1954年开始发生转变。新政权为了塑造和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对主流媒体、出版印刷行业进行控制,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的基础上,将目光投向了与普通大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租书摊,寄希望于它可以成为对广大人民进行教育的思想武器。随着文艺创作是否能反映阶级斗争成为了衡量作品的最高标准,以及“肃反”运动的展开,国家对于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愈发严苛,租书摊上出租的大部分小说与连环画被认为是蒋介石和资本主义向新政权进攻的“糖衣炮弹”。1955年7月22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处理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书刊图书的指示》,对于租书摊上不符合中共政治诉求的图书大规模的清理便与对租书摊的对私改造一起展开,主要包括宣传动员、查禁收换图书、申请登记并组织合作三个阶段。通过此次对租书摊所出租图书的清理及其经营方式的改造,南京城区的大部分摊户都采取了合作组的形式(以一统为主,即统一管理、分散经营、各付盈亏),书摊上的新书数量增加,阅读环境也有所改善。但由于新出版的图书在数量上一时无法填补清理旧书所留下的巨大空白,在质量上因政治导向太过浓厚而不符合普通百姓的阅读兴趣,故吸引力大大下降。这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租书摊的营业,也折射出新政权想通过租书摊来普及社会主义文化的目标并未达成。50年代中期的改造效果并未延续很久,在管理较为松懈之后,到60年代初,南京城区的大部分租书摊又变成了单干经营,摊铺上属于原应被清理范围的图书又纷纷出现。同时,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图书供需严重不平衡的状况。为此,1961-1962年,南京市又对租书摊进行了再一次较大规模的改造。此次改造一方面延续了 50年代改造的基本措施,另一方面针对出现的具体问题采取了一些新的方法,如对摊铺图书的来源改用三级分配的形式等。此外,对摊户的管理控制也进一步加强。通过此次改造,基本使得租书摊在被文化部门控制的状态下有限制地发展,并充分发挥了它们在促进图书流通方面的作用,从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图书供求不平衡的状况。但是,一方面新书的出版因种种原因数量不足;另一方面人们的阅读兴趣与文化水平、生活状况息息相关,短时期内很难改变,故受政治影响的新书与百姓阅读兴趣之间的出入并未有很大改善。新政权企图通过租书摊来推广新书从而对人们进行思想改造的效果仍旧并不是很明显,这在1966年初对租书摊的调查中也有所显现。除了受国家政策影响外,新华书店、图书馆、文化馆也与租书摊存在着竞争关系,但在当时它们都没有占据很大的优势。新华书店始终是闭架售书,不像租书摊的图书可供读者自由翻看;南京图书馆最主要的任务是为科研服务,去馆中看书的多为知识分子;而文化馆的重点则在于组织各种文娱活动上。此外,更重要的是,租书摊有着自己独特的行业优势。对于摊户来说,租书摊成本低廉,摆摊方便且有利可图,因此人们往往不愿意放弃这个行当。而对于读者来说,租书摊上轻松有趣的图书满足了人们休闲放松的需求。租书时一分两分的便宜价格也是平常人家都能负担得起的。同时,由于摊铺位置灵活可动,多设于街头巷尾,人们可在路过的时候停驻片刻挑书,十分方便。因此,虽然两次较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对南京城区租书摊的营业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但它们在压力下仍旧维持了自己的生存空间,直到文革时期才遭受到灭顶之灾。而通过1950-1965年南京城区租书摊命运的透析,可以进一步看到,虽然在净化阅读环境从而促进青少年成长、维护社会治安等方面,普通百姓与国家有着共同的诉求。但国家意识形态在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渗透与基层社会的反应是实际上一个漫长磨合的复杂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