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私募基金在我国以惊人的速度开始崛起,迅速在整个资本市场市值中占据重要的份额。作为资本市场的主力军之一,私募基金在货币市场、证券市场以及创业投资等领域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发展私募基金,不仅能够满足自本市场的需求,还有利于减少我国现有的过度投资行为。在私募基金不断发展的同时,各种问题也逐渐显现,特别是在信息披露方面。通常来说,私募基金的投资者具有一定的投资经验和获取信息的能力,对于投资决策能够做出有效的判断,一般认为对私募基金投资者无需过多的保护。在这种误解下,私募基金投资者的权益,尤其是投资者知情权,更易遭到侵害。在我国私募基金的不断发展的同时,如何规范私募基金信息披露制度,有效保护私募基金投资者的知情权显得尤为重要。本文试图通过对我国私募基金信息披露制度的梳理、分析,立足于我国私募基金发展的现状,借鉴其他国家相对成熟的立法经验,提出完善我国私募基金信息披露制度的建议。本文正文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我国私募基金信息披露的现状和问题;第二部分介绍、分析了美国私募基金信息披露相关规则;第三部分针对我国私募基金存在的问题,为完善我国私募基金信息披露制度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第一章阐述了我国私募基金信息披露的现状和问题,包括私募基金信息披露相关基本问题、我国私募基金信息披露的现状和问题三部分。其中,在私募基金信息披露基本问题部分,首先,论述了私募基金信息披露的理论基础,即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市场有效性理论;其次,特别说明了私募基金信息披露在披露义务人、披露对象、披露方式上的特殊性。在我国私募基金信息披露现状部分,从我国私募基金信息披露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向投资者进行信息披露的标准和内容三个方面展开。在第三节,从四个方面总结了我国私募基金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第一,在披露对象上,未根据投资者获取信息能力的不同,区分不同投资者的信息需求。第二,在披露方式上,我国对私募基金信息披露禁止一般性劝诱规则的内容为不得采用公开或变相公开的方式向不特定投资者披露基金信息,但对何为“公开或变相公开”,即一般性劝诱的具体方式,未作出解释,导致现实中缺乏可操作性;此外,面对互联网对私募基金信息披露的影响,我国禁止一般性劝诱规则采用“一刀切”的方式,禁止通过所有互联网的渠道向公众披露私募基金相关信息,不仅阻碍了私募基金信息披露方式的创新,还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投资者的投资机会。第三,在披露范围上,现有信息披露制度仅要求募集阶段和运作阶段的信息披露,未涉及私募基金转售阶段、退出阶段的信息披露,不利于投资者对所投资私募基金的全面了解和判断。第四,瑕疵信息披露责任包括责令改正、谈话提醒、书面警示、行业内谴责、加入黑名单等纪律处分,未涉及民事责任的承担。第二章介绍、分析了美国私募基金信息披露相关规则,即禁止一般性劝诱规则和反欺诈规则。美国禁止一般性劝诱规则是美国私募基金制度中的重要规则,经过不断发展完善,最终在D条例中与合格投资者制度一并成为美国私募基金规则的两大规则,成为投资者保护的双重防线之一。其中,一般性劝诱方式经SEC发布的一系列通告等方式逐步明确、细化,实践中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在2012年,SEC放开了对小微企业的私募基金融资的限制,允许其采用一般性劝诱的方式募集基金,但前提是只能向“获许投资者”募集。“既存的实质性联系”是美国禁止一般性劝诱规则的例外,即发行人能够采用一般性劝诱的方式,向与其具有“既存的实质性联系”的投资者募集,这对我国禁止一般性劝诱规则的涉及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反欺诈规则是违规信息披露民事责任的核心,由多项法律及SEC颁布的各项规则组成,其特点在于反欺诈规则的适用与是否注册无关,其适用范围和适用要件对我国私募基金瑕疵信息披露民事责任制度的建立具有参考意义。第三章针对第一章总结、分析出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第一,实行差异化的信息披露以应对不同投资者的信息需求。对此,可以从自我保护能力标准和需要保护的标准方面,将投资者分为合格机构投资者和其他合格投资者。对于合格机构投资者,信息披露义务人只有自愿性信息披露义务,披露时保证披露信息真实、准确、及时、完整的标准即可;对于其他合格投资者,尤其是自然人投资者,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承担强制性和自愿性双重信息披露义务。第二,细化我国禁止一般性劝诱规则。对此,可在借鉴美国禁止一般性劝诱规则经验的基础上,明确禁止一般性劝诱的对象为一般投资者,允许对与私募基金发行人、管理人等存在实质性联系的合格投资者进行一般性劝诱,同时适当放开对互联网信息披露的管制。第三,补充对转售阶段、退出阶段以及被投资项目的信息披露要求。第四,设立私募基金专属反欺诈规则作为瑕疵信息披露民事责任的核心:投资者可成为反欺诈诉讼的原告,但不包括潜在投资者;欺诈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具有过错;以理性合格投资者的标准判断某项信息是否属于重大信息;在因果关系认定方面,可参考前述最高院司法解释在公开发行证券虚假陈述责任中对因果关系的认定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