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在本质上为“天子家奴”,但唐代中后期的宦官逐渐形成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势力,参与并影响到中枢政局的变化。关于中晚唐宦官势力膨胀这一特点已经为众多史家关注,本文在前人基础上,以唐文宗朝的宦官势力为中心,结合文宗即位、刘黄对策案、宋申锡案以及甘露之变等重大事件,探讨文宗朝宦官官僚化进程及其对中枢政局乃至晚唐政局及其变化所产生的影响。通过梳理从肃宗到敬宗诸朝的皇位继承,可以看出这段时期的宦官尽管对储君继立极具影响力,但直至敬宗暴毙才表现出对储君的选立权。江王李涵在宦官的拥立下以亲王身份登上皇位,是为文宗,他是第一个完全由宦官拥立的皇帝,此后宦官对于立谁为帝越来越有选择权。文宗即位的特殊性导致唐代后世帝王即位方式多元化,这与宦官势力干预皇位继承密切相关,并导致了宦官与皇帝之间产生小可调和的矛盾。中晚唐宦官之所以能掌握权势是由于宦官内部逐渐形成了新的体制,中央的内诸司使系统和地方的监军系统的不断完善和制度化,使晚唐宦官的职权、机构越来越具有官僚化、制度化的特征。宦官在中央和地方的势力连成一个完整的权力系统,嵌入到中央权力结构中。牛李党争中的此升彼降也与这一权力系统密切相关。这种新的制度化的宦官官僚系统不以皇帝个人的爱憎而变化,这就使得有致太平之志的文宗不甘于受制于宦官,却又无法撼动宦官势力。于是文宗从底层拔擢“新进”、“奇才”进行除宦斗争,但宋申锡案和甘露之变都以失败告终。甘露之变后中央权力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宦官对士大夫进行报复性屠杀,南衙势力几近瘫痪。尽管有藩镇力量的介入,但仍然无法遏制宦官势力恶性膨胀。于是在文宗末年的皇位继承上,宦官掌握了决定权。事实上,宦官并非与皇权对立,晚唐日益衰落的皇权正是通过宦官掌握权力来维持的。宦官势力之所以能在文宗朝的两次压制后反而愈加扩大,归根到底是由于宦官的官僚化和制度化已经成熟,使宦官集团在中央权力结构中拥有了重要而稳定的地位,从而深刻影响到中晚唐的中枢政局。这是本文自以为在前人基础上有所推进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