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转变理论是人口学中的经典学说，传统的人口转变理论认为，人口转变是由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的前现代社会向低生育和低死亡率的后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Kirk，1996)。人口转变理论从创立之日始，一直在人口学研究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基础性地位。但由于人口转变理论最初是建立在对发达国家内生性人口转变历史过程的描述与解释基础上，因而在面对当代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各不相同的转变道路时显得解释无力，迫切需要从新的视角和层面进行补充和完善。　　除了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这些表象指标的变化，人口转变的背后其实还有着人们婚姻、生育等一系列行为的转变。人们的婚育行为受到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宏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并通过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这些表征反映出来，如果将“三率”的转变看作人口转变的外在表现，则这种人们行为的转变导致的人口转变可称为人口转变内在机制的载体。　　本研究以1949-2000年我国人口婚姻和生育的一系列具体行为的演变为对象，归纳出我国人口婚育行为模式的变化发展趋势，通过这一研究来揭示婚育行为转变其实是人口内在转变的一部分，它提供给人们的不仅仅是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审视人口转变理论，更是对这一理论的充实和丰富。　　在对我国人口转变的文献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后，发现在国内对于人口转变的研究中，没有人提出将人们的行为转变看作人口转变的有机组成部分的观点。在对国内的婚育行为与婚育模式的研究中，也没有人系统地综合性地梳理人口婚育模式的变化和特点，更没有学者从人口转变的角度来看待婚育行为。可见本文的提法是相当新颖的。　　本文试图在前人的基础上将婚育行为的转变看作人口转变的内在机制载体，研究人口转变表象背后的行为模式，以期以更广泛的视野来看待人们的婚育行为导致的人口再生产类型和人口发展历程的变化。　　本研究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1988年全国2‰生育节育抽样调查的抽样调查，1997年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以及2001年全国计划生育/生殖健康调查。根据上述资料，梳理我国1949-2000年间50年的婚育行为的变化和发展趋势，对能够反映人口的婚育行为模式的一系列指标——初婚年龄、婚育间隔、初育年龄、生育间隔、孩子数量、避孕率——分全国、城乡和省级三个维度进行描述。并辅以因子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来考察婚育行为转变的影响因素。　　通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949-2000年的50年间，我国正在经历一场婚育模式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巨大转变，这与我国人口转变的历程是互相呼应的。从本质上来讲，婚育行为的转变是包含在人口转变的内涵中的，是人们行为模式层面上的转变，可称作人口的内在转变。　　首先，我国的婚育行为转变是从传统型婚育模式向现代型婚育模式的革命性的、根本性的转变。在婚姻方面，人们十分重视婚姻，结婚率很高，且人口婚姻结构一直很稳定，同时，人口初婚年龄迅速的大幅提高。　　在生育方面，初育年龄的稳步上升、生育间隔的拉长、妇女生育孩子数的急剧减少、避孕率的迅速提高都表明我国妇女的生育行为经历了一个快速的、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从传统的生育模式向现代型的生育模式的转变。但是，应当注意到，这种转变是很不彻底的，其中还有一些不和谐的因素，比如，婚育间隔的下降、出生性别比的异常升高等。　　其次，我国人口婚育行为的转变过程具有迅速性、不平衡性和不彻底性的特点。迅速性表现在初婚年龄、避孕率等的迅速提高和总和生育率的迅速下降。不平衡性表现在婚育模式的转变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存在差异，且农村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婚育模式较为落后。不彻底性表现在出生性别比偏高、婚育间隔缩短等方面。　　再次，人们的婚育行为受到宏观和微观的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微观方面受到个人的居住地、受教育程度、民族等因素的影响;宏观方面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和生育政策的较大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人口婚育行为转变的根本基础，生育政策对人们婚育行为的转变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由于它的存在，加速了我国人口婚育行为转变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