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市场中高溢价并购交易频频发生,商誉规模也在不断扩大。高溢价并购伴随而来的是巨额商誉减值的风险,商誉减值已经引起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商誉是管理者基于对标的企业未来经营情况的判断而在并购时支付的溢价,商誉减值说明管理者预期出现偏差,被并购公司的增长潜力下降,企业的投资效率不高。管理者主导着企业的投资决策,管理者的理性行为和非理性行为共同影响企业决策效率。企业管理者的行为特征包括哪些?管理者行为在商誉减值过程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探讨这样的影响机制有助于防范商誉减值风险,完善资本市场发展。本文以捷成股份为研究对象,重点从管理者行为的角度分析商誉减值的影响因素及经济后果。首先整理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对管理者行为、管理者行为与并购溢价、商誉减值的影响因素以及商誉减值的经济后果四个方面进行总结概括。进一步总结本文理论依据,对道德风险理论、行为金融理论、自利归因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进行阐述。然后对我国上市公司和影视行业并购的整体情况、以及商誉和商誉减值的现状进行描述,概括分析影视行业并购商誉的特殊性。最后以捷成股份为研究对象展开深入分析,梳理案例公司连续并购的过程、商誉的形成以及商誉减值的计提情况,进一步分析案例公司管理者行为特征,深入研究管理者行为对高溢价及商誉减值的影响以及商誉减值的经济后果。本文研究发现:第一,管理者存在过度自信行为、羊群行为和代理行为特征,这些非理性的行为特征会直接影响并购商誉及减值。过度自信的管理往往会高估收益和低估风险,频繁地进行溢价并购。由于政策以及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管理者可能模仿竞争对手而进行非理性的并购。代理行为主要表现为管理者在商誉减值过程中进行盈余管理和财富转移。第二,商誉减值风险源于并购产生的高溢价,管理者的非理性行为特征以及“迎合式”评估抬高了并购的溢价程度。标的企业的业绩达成率以及管理者盈余管理的动机会对商誉减值产生直接影响。第三,企业管理者通过溢价并购提高企业股价,配合减持股份在商誉减值造成股价下跌前实现了财富转移;并在亏损年度一次性计提减值从而实现业绩“大清洗”。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综合考虑管理层的理性和非理性行为在商誉减值过程中的影响,可以丰富现有关于管理者行为与商誉减值的关系的研究。第二,采用案例研究法,具体分析单个案例公司商誉减值形成过程中管理者行为的具体表现,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第三,基于对影视行业并购商誉的现状分析和典型案例研究,提出防范商誉减值风险的对策建议,对监管层和投资者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