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环境的不断恶化,环境问题成为当代尖锐而复杂的矛盾体,对企业战略、政府政策、消费者行为产生巨大的争议和影响。在过去十几年中,我们见证了企业逐渐将环境要素放在了某个重要位置,然而这是远远不够的,正因为企业自身利益有时会与环境保护发生激烈的冲突,很多管理层便将环境管理流于形式,这种情况在我国尤为显著。与企业行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府为保障社会整体福利,给企业环境管理制造的门槛不断抬高,2015年开始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五章明确规定,重污染企业需及时向社会公开污染物排放情况和环保执行情况,环境违法信息将被实时公布于众,同时将对落后的生产工艺和产品实行淘汰制;同时,环保部2014年末发布的《关于改革调整上市环保核查工作制度的通知》也指出,未来督促上市公司承担环保责任,主要依靠企业及时准确地公开环境信息、定期发布环境报告书实现。很明显,环境信息披露将成为未来我国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的关键。环境会计是联系企业和环境的最佳载体,环境信息披露主要经由环境会计这个关键媒介实现。环境会计现在有两大环节急需突破,其一便是环境信息披露,其二则是企业环境和经济的关系问题。环境信息披露是由于应用领域的紧迫性所致,而了解环保投入和经济产出之间究竟是协同还是妥协,才能真正给企业以指导,促进真实的、高质量的环境信息披露行为。以此为背景,本文从这两大关键点出发,在组织合法性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博弈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等相关理论基础上,构建了内、外部治理因素——环境管理——企业价值的逻辑框架。具体来讲,依据文献总结,首先将环境信息披露影响因素集中在外部尺度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并探讨环境透明度对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接着,分析以公司治理为代表的内部治理水平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并探讨了政治关联在其中所起的角色作用;然后将视野集中在企业环境行为本身,讨论环境绩效和环境信息披露的相互关系,并以此为契机,探究了政治关联抑制环境绩效和环境信息披露方面的不同机理;最后,以企业获得ISO14001环境管理认证时间为节点,对比认证前后企业价值增长情况。上交所2008年5月单独发布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且已有学者证实深交所环境尺度的社会责任披露情况明显低于上交所,故本文将研究对象限定在2009-2013年沪市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利用STATA12和SPSS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如下初步结论:第一,企业进行环境信息披露更多受外部压力的推动,进而降低了股权融资成本,但是,以政府管制、媒体监督和行业内竞争为代表的外部治理水平,在促进货币性环境信息与股权融资成本负向关系方面优于非货币性环境信息,这是由非财务性环境信息较高的可操控性和较低的可参考性导致的,这一结论对于指导环保部门完善环境信息披露准则、制定标准化的环境报告书模板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第二,股权性质、董事会规模、两职分离会促进环境绩效水平,未发现高管薪酬和独立董事比例与环境绩效的显著相关性,从侧面说明我国独立董事的尴尬情形以及高管薪酬更多与经济绩效挂钩的现状。而政治关联在环境管理中的角色则是完全的负面资源,它会诱导企业逃避环保投资,影响环境尺度的市场效率;更为严重的是,它会降低公司治理的效率和水平,弱化内部治理带给绿色绩效的正面效果。第三,企业通过披露环境信息向外界做出郑重申明,环境绩效好的企业环境信息透明度更高,而政治关联会显著抑制环境透明度,成为企业回避环境管制最合适的切入口,不过政治关联对环境绩效与货币性环境信息披露关系的影响远大于非货币性环境信息,证实了企业会尽量利用政治资源回避参考性较高和操控性较低的货币化环境信息,对于容易以“量”取胜的非货币化环境信息,隐瞒的动力较低。第四,通过ISO14001标准会给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和所有者权益增长带来积极正面效应,促进企业价值增长,即ISO14001标准认证为企业提供了有效的环境管理模式,鼓励企业积极实施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故企业进行环境管理以提高环境绩效水平与财务绩效的增长并不矛盾。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其一,将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视角定位于全方位的外部性压力,探讨外部治理、环境信息到融资成本的影响路径;其二,利用Janis-Fadner(J-F)系数法,从环境法规、环保目标和政府奖惩三个维度构建和计算环境绩效指数,完善了环境绩效评价指标;其三,首次将政治关联纳入环境绩效和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视野,探讨其阻碍环境管理的不同机理,并由此发现货币性环境信息和非货币性环境信息的现实差异,为政府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总体来说,有信心的企业积极进行环境管理,带来的环境绩效经由财务绩效对企业价值产生影响,在资本市场场合,还会通过信息披露机制发挥作用,进而因投资者的定价影响企业价值。然而,环境问题是复杂而长期的,加之我国的环境会计仍是极年轻的领域,本文仅能通过对环境信息披露和环境绩效的研究来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