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弗理契艺术社会学理论传入中国并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理论曾作为庸俗社会学的主要代表而广受质疑与批判。弗理契艺术社会学理论的传播与影响,为我们反思庸俗社会学和艺术社会学学科提供了重要切入点,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对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进行思考。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包括本论文的研究现状、研究意义与研究方法。第二部分对1930年代弗理契艺术社会学理论在中国传播的过程进行概括分析。传播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1921年至1930年的早期译介和理论初识阶段中,弗理契艺术社会学理论初步被译介到中国;1930年至1932年的全面译介与理论反思阶段中,弗理契的主要专著《艺术社会学》等被译介到国内,胡秋原、凌岱最早对弗理契理论进行了学术上的批判反思;1932年以后的政治性批判与论争阶段中,伴随苏联“普列汉诺夫—弗理契主义”批判,国内在左联与“第三种人”胡秋原之间围绕“普列汉诺夫—弗理契主义”展开论争,呈现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同理论资源的接受。第三部分通过梳理胡秋原等人对弗理契理论的接受情况,进而对1930年代中国艺术社会学学科的发展进行反思。弗理契在《艺术社会学》《艺术社会学的任务及诸问题》等著作中系统阐述了他的艺术社会学理论,其中有关艺术社会学的学科归属、理论基础等问题的相关论述在传播与译介过程中对胡秋原、凌岱、向培良等人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这种影响既反映出1930年代中国学者对艺术社会学学科建设和反思的成果,同时也呈现出时代局限性。第四部分以苏联的“普列汉诺夫—弗理契主义”批判为背景,以1930年代庸俗社会学批判为视角,重新考察左联与“第三种人”之间的论争。在这场论争中,论辩双方的共同基础是弗理契主义批判,而分歧在于:左联以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作为批判弗理契理论的政治标准,通过“普列汉诺夫—弗理契主义”批判实现“将理论提高到列宁阶段”的目标;而胡秋原等人则坚持文艺理论中“普列汉诺夫的正统地位”,从普列汉诺夫的理论出发对弗理契艺术社会学理论进行学理性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