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代际收入流动反映了居民经济收入对家庭背景和外部环境的依赖性,是衡量社会机会公平程度的重要因素,它关系到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和政府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在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劳动者个人因素、家庭环境与社会因素都可成为调节机会公平的关键性因素。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的提升有助于代际收入流动的提升,文明和谐的社会文化有助于减轻贫困群体的社会排斥,有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发展。健康积极的家庭环境有助于降低贫困家庭子女不良生活习惯的概率,进一步提升劳动者人力资本水平。政府的公共支出规模在改善收入流动性方面也可以发挥关键性作用,如幼年时期的妇幼保健系统,人力资本累积阶段的公共教育系统,成年时期要素市场(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结构和制度等,在公共支出的调节之下,劳动者的竞争环境可以变得更加平等。有关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水平,目前主要存在三种观点:一是中国经济水平的飞速发展有效推动了居民收入的向上流动,社会代际收入流动水平有所提高;二是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刺激了经济阶层的持续固化,优势家庭子女保持原有经济地位的概率更高,社会代际收入流动的程度相对较低;三是中国代际收入流动程度处于世界中等水平,加大政府公共支出规模可以进一步提升社会流动性。因此,由于中国社会的代际收入流动水平尚未有定论,利用更加科学的方法对代际收入流动程度进行准确的估算,并对其形成机制进行深入的分析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还具有非常强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的核心问题是:测算中国代际收入的流动程度;探索代际收入流动的内在传递机制;探讨在保障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提升代际收入流动水平。本文主要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采用IV估计、分位数回归与转移矩阵分析法对社会的代际收入流动水平进行测算,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法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内在传递机制进行分析,采用“反事实分析法”探讨收入不平等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采用数值模拟法分析再分配政策对居民收入、收入不平等与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此外,本文基于代际流动全球数据库(GDIM)(2018)对中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水平进行了国际比较。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主要有五点:(1)近年来,中国社会的代际收入流动依然相对较低,以子女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财富资本为工具变量的代际收入弹性IV估计为0.322,城市的流动性低于农村,父女的代际收入传递程度高于父子。中位数附近的收入家庭,代际收入流动程度最高。处于收入分布函数两端的家庭呈现出较大的收入继承性。(2)从家庭层面来看,子女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财富资本在代际收入传递过程中产生显著的中介作用,贡献率达到40.92%。农村地区父亲经济收入对子女经济收入影响的直接效应更大。从性别差异来看,人力资本与财富资本在父子的收入传递过程中产生显著的中介效应,贡献率为19.72%,社会资本与财富资本在父女的收入传递过程中产生显著的中介效应,贡献率为15.22%。(3)从市场环境方面来看,收入不平等对代际收入流动产生结构化的影响,机会不平等对代际收入流动起到抑制作用,而努力不平等有助于代际收入流动的提升。(4)从公共政策的层面上来看,加大社会再分配比例,有助于社会资源的均衡分布,提升代际收入流动,但是社会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将会降低,经济的效率与公平无法同时达到最优。此外,适当提升税率,提高税收起征点,对低收入群体更为有利;降低税率,降低税收起征点,对高收入群体更为有利。(5)通过国际比较发现,中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在发展中国家排名靠前,在世界范围内排名居中,代际流动性依然需要进一步提升。虽然经济的效率与公平难以同时达到最优,但是中国社会目前仍然需要大力发展经济水平,加大公共支出规模。政策的制定要从有利于弱势群体提升经济收入的角度出发,提升公共教育质量与人力资本的市场回报率,从根本上带动收入的代际流动。以上结论的政策含义是,社会的代际收入流动是市场环境、劳动者自身资本因素与公共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提升代际收入流动需要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兼顾效率与公平,协调区域均衡发展。本文可能的创新和贡献主要有三点:(1)基于信号理论,通过项目反应理论对劳动者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财富资本的潜在特质进行估计,所估计的劳动者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财富资本包含多个方面,比以往研究者的估计值包含更加丰富的资本信息。(2)将收入不平等分解为收入的机会不平等与努力不平等,结构化的讨论了收入不平等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为收入公平与收入流动之间的理论分析提供了新的视角。(3)基于OLG模型构建劳动者经济收入的代际传递模型,通过数值模拟对劳动者经济收入的代际传递进行分析,探讨了公共教育投入、家庭人力资本投入、个人禀赋、社会再分配比例对劳动者经济收入的影响,并进一步讨论社会再分配比例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