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风险社会下的食品安全问题是现代社会最令公众关注的典型问题。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因为其多发性、普遍性和严重性已成为近年社会问题的热点而备受关注，学界也倾注了相当的精力，但总体上总有一种表层解读的肤浅、单一之感，作为与人们的生活、生命与身体健康密切联系的食品安全问题，不应只得到简单的、分散的、孤立的回应，而应该在理论、制度和实务等诸方面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论证，以解决现实中的复杂性难题。我国食品安全事件不断发生，从较早的“大头娃娃”事件、“苏丹红”事件，到近几年的“三聚氰胺”事件、“地沟油”事件、“瘦肉精”事件、以及“恒天然乳品”事件，无不刺激公众的神经，对公众造成伤害，为解决这些频频出现、影响恶劣的事件，专家学者亦纷纷提出各种对策，建言献智，精辟的论证已然不少，但大多拘泥于就事论事地单一探究，没有在特定的环境下作为一项系统工程进行思考，往往顾此失彼，一项措施的实施反而影响另一项对策的效果，究其原因，主要是研究的方法出现了偏差，因此，食品安全问题的研究必须从宏观背景出发，以整体性、联系性、综合性的思维方式，运用不同的理论与学科知识进行系统性研究。基于以上认识，本文试图在吸取前人精华，去除固有不足的基础上，运用法学、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知识，交叉使用理论研究、实证研究、比较研究和系统研究的方法，从不同角度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全面分析，提出与传统认识不同的新观点，得出更为切合实际的结论，为我国食品安全的综合治理提供直接或间接的较为完善的对策。全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风险社会背景下食品安全问题。从风险社会的基本理论入手，考察风险社会产生的基础和原因，揭示风险社会的产生是政治基础、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和科技基础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必经的历史阶段，提出身处风险社会的大环境中，必须时刻牢固树立风险社会的意识，注重防范和化解风险。我国正处于风险社会的危险和敏感时期，经济发展不均衡引发的贫富矛盾风险，转型时期公私权利（力）对立导致的群体性事件风险，体制改革不彻底决定的政府效率低下风险，传统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隐患风险等等有可能集中爆发，发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风险离我们并不遥远，以风险社会理论为指导观察我国的现实问题，对于理解当前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第二章——风险社会中食品安全问题与相关理论的契合。理论与制度相互依存，在理论与制度的关系上，科学的理论是制度建设的源泉与依据，制度如果没有科学的理论做指导，必然是晦涩与僵化的教条，既不能得到人们的内心真正认同，也难以成为公众行为的“最高准则”而得到遵守。将食品安全问题与相关理论结合起来，以理论为指导，将理论的提炼与食品制度建设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为制度的构建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是研究食品制度研究的必然选择和可行路径。与食品安全相关的理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公民基本权利理论，二是社会发展理论。公民的基本权利包括生存权、健康权等权利，公民基本权利的维护必须建立在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而物质基础的核心与根本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食品，所以，不能孤立简单地看待食品安全的问题，将食品安全问题等同于普通的商品质量事件，必须将食品安全与人权联系起来，将食品安全上升到人权的高度，才能有助于提高对食品安全的认识和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同时，食品安全是社会安全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的食品安全已演变成突出的社会问题，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实现不可能脱离基本的食品安全环境的改善，只有在企业、政府、公民的共同努力下，才能解决人类都需面对的难题，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追求，必须建立在基本生存安全保障的基础之上，社会发展理论的精髓与食品安全内涵存在着无法割裂的契合。第三章——食品安全问题多学科分析。食品安全问题是综合性问题，不仅涉及法律问题，而且涉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领域的相关问题，因此，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研究就不能局限于某一个学科进行单一的分析，否则，从单一的角度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但难免以偏概全，不能整体地认识食品安全的问题，为解决一直以来传统单一学科研究的不足，需要从更广的范围开拓视野，从不同的角度观察食品安全问题，可以得出更合理全面的结论。从法律的角度分析，食品安全问题涉及到立法、执法与司法的问题，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与食品安全法律不完善，执法不严，诉讼机制存在重大缺陷等问题密切相关。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可以发现食品安全问题无法根治的原因在于利益的内在驱动，利益是食品安全制造者铤而走险、道德沦丧的原动力，由于不安全食品的违法成本低导致违法者可以从中谋取暴利，而鉴定成本高、诉讼成本高、执行成本高等导致维权成本高，严重制约了消费者维权的积极性，出现违反市场规律的逆选择效应，解决的出路是改变成本倒置的状态，增加违法成本，减少维权成本。从社会学角度观察，食品安全问题影响社会秩序，关乎社会稳定。我国处于社会转型的特定时期，城乡二元化结构的扭曲对食品安全问题有着重要的影响，居住、就业、社保、教育等各方面不公平和差距，致使农村成为假冒伪劣的集散地，使得农村的食品安全环境难以得到有效的改善。从心理学的角度探究，食品安全的主体都站在自己的角度或多或少地出现不正确、不健康的心理状态，食品生产经营者抱着侥幸、放任、唯利是图的心理状态，不顾基本的社会道德底线谋取不该获得的利益。消费者总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弱势心态面对屡屡发生的食品不安全现象，使不安全食品的制造者肆无忌惮，也将自己置于任人宰割的境地。食品安全监管者面对越来越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总是借口职责不清、法律规定不明、监管力量不足，推诿拖延，消极应对，放任不安全事件的发生。心理状态的错位，使不安全食品事件的发生成为见怪不怪的常态。按照自然科学的原理，自然科学具有两面性和不确定性，既可以推动经济发展与科学技术进步，也可能因为利用不当造成一定危害，在处理食品安全问题时，应对科学进行全面深刻的认识。第四章——我国现行食品安全法律保障制度缺失探究。我国食品安全问题是保障制度缺失的现实反映，由于制度的供给不足，导致食品安全的治理难以形成根本性的有效机制，尤其是在市场制度转型的过程中，旧的制度未能彻底退出，新的制度尚没有成功建立或处于构建的过程中，新旧交替的摩擦产生的负面作用直接影响着食品安全保障的效果，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与公众对食品安全的要求还相差太远，从总体上看，主要表现为：一是并不完整的法律体系缺乏“食品安全”先进理念的统领；二是食品安全管理权限分配及行使混乱；三是法律责任规定失当。在具体法律制度中，主要存在的问题是：一是企业自律制度缺失；二是食品添加剂管理混乱；三是食品安全标准落后；四是信用制度不健全；五是法律责任规定失当。从对现行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入手，梳理、分析、反思其不足，对于进一步完善立法，堵塞漏洞，具有积极的意义。第五章——风险社会中食品安全综合规制的主旨。食品安全的复杂性决定需要综合规制，食品安全的综合规制并不是各种具体措施的简单相加和罗列，而是具备一定逻辑内涵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在这一整体中，应包括作为具体行动指导的共同的理念、共同的原则和为实现理念与原则而必须的方法，以统一的主旨贯彻综合规制的始终，成为食品安全综合规制制度构建的灵魂，有基本价值追求的哲学基础为指导，食品安全的综合规制的内涵才会具有丰富的内容。我国食品安全的综合规制应该树立食品安全至上理念、激励公众参与理念、利益平衡理念、服务理念、预防为主理念和严法重责理念，并以此为指导，真正使食品安全第一成为政府、生产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共同信条。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改进食品安全法律之间的衔接与协调，提高《食品安全法》的可操作性，将整体性原则、预防性原则、风险分析原则、可追溯原则等基本原则贯穿于我国现有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中，填补立法的空白，创建中国特色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第六章——食品安全综合保障制度的构建。食品安全问题的严重性与复杂性呼唤完善的保障机制的迅速构建、完善与创新，建立以法律制度为核心的综合保障制度，才能事半功倍地解决长期困扰政府部门，导致公众恐慌的食品安全问题，形成中国特色的食品安全保障机制：公众参与制度实质是将对不法行为的监督权赋予不特定的公众，将《宪法》规定的公民监督权体现在食品安全制度中，实现对执法机关执法不严，违法不究行为的救济与补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当自己能够维护自己的利益时，理应由自己去维护自己的利益，法律的任务是设置当事人维护自己利益的制度，而不是替他们做出安排甚至以公权力和社会秩序为借口剥夺他们的权利。同时，诉讼的困难也阻碍了消费者索赔的热情，建立公众参与制度，可以允许不特定的人向管理部门投诉，在政府部门的主持下，处理食品安全案件，既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又对违法者进行处罚。信息透明是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基础与必要条件，建立良好的食品安全信息传导机制，有助于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市场失灵。在信息不透明和不对称的市场中，各方都无从对自己的行为作出正确的选择，要提高市场效率，必须运用法律手段和强制措施，完善信息公开制度，使信息发挥更大的作用。长期以来，我国的食品安全强制保险法律制度处于空白状态，相关法律没有规定，使得保险没有法律依据，当食品安全事故发生时，往往依赖政府的力量进行解决，但总难以取得令各方满意的效果，建立食品安全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有助于强化保险分散风险的基本功能，强化对受害人的责任保障，减轻政府财政负担。为此，应大力加强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的立法工作，完善国家或地方法规、行业准入制度等配套政策，将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纳入有关法规体系。以传统监管治理为核心的事后处置食品安全保障制度在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现实面前发挥的作用不断受到质疑，公民生命受害的不可逆转性和食品安全的特殊性决定必须在完善惩罚式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构筑屏蔽食品安全风险的“防护墙”，监管者、消费者以及生产经营者都有义务转变固有的思维模式，走出“对抗、惩罚、索赔、推诿”的困境，在预防理念的指导下，共同构建保障社会共同利益的食品安全预防法律制度，改变事后处置的多输格局，实现事前预防的共赢。预防制度的建立，有助于摆脱目前食品安全管理上消极、被动、事后、弥补的态势，转化为积极、主动、事前、预防的健康局面，我国在食品安全处于严峻的形势下，走出“监管失灵”“法律失灵”“市场失灵”的困境，彻底根治危害食品安全的不良因素，形成防患于未然的良性机制。食品召回制度是在国外已得到证明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我国1995年颁布的《食品卫生法》首次提出食品召回制度的概念，2009年我国颁布的《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国家建立食品召回制，使食品召回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但是，这一制度在实施中却遇到了极大的障碍，究其原因，与我国食品召回制度存在的缺陷有关，因此，根据我国的现实，需要进一步完善食品召回制度，同时，正确处理召回与补偿的关系，召回与惩罚的关系，以及召回主体之间的责任关系，使食品召回制度发挥更大的作用。食品安全的公众性与公众所处的弱势地位对于公益诉讼有内在的需求，我国食品安全公益诉讼制度的缺位与食品安全受关注的现实程度极不相称，因此，以整体公益诉讼理念为指导，适应公众迫切期望公益诉讼制度迅速建立的“民心所向”，在食品安全领域积极探索统一公益诉讼实务运作路径，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公益诉讼制度的正确选择。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可以促进公平正义的追求，改善食品安全环境，实现权利司法救济的落实，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我国严峻的食品安全形势和不完善的食品安全法律都要求及时调整和修改法律责任的理念、原则以及具体的责任形式，发挥食品安全法律责任引导性、预防性、惩罚性和救济性功能，以宽严适当的责任形式，改变问题处理过程中的混乱局面。建立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体系，需要贯彻严厉处罚原则、惩罚性赔偿原则、保护受害人原则、严格责任与无过错责任相结合原则，明确责任主体，以刑事责任为威慑，经济责任为主体，民事、行政责任为辅助，完善传统责任，创新新型责任，不同责任形式相互衔接，构建有机联系的严密的责任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