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的宪政思想散见于其文献之中,影响其理论形成过程的因素又十分复杂。因此,要抽丝剥茧,完整地把握严复的这一思想体系,要求研究者必须有相应的分析工具。通过对宪政概念的析疑,梳理出组成宪政概念的诸多要素:人权、民主、法治、分权、平等、立宪、选举等等。本文所论之宪政,是指民主理论与宪政理论相结合的广义的宪政概念;是以国家与政体为前提、民主为基础、立宪为起点、三权分立为核心、人权为内在目的宪政概念。同时对严复宪政思想的形成背景与发展演变做了划分与考察。近代中国在内忧外患双重危机的交迫之下,任何局部与渐进的社会改革有时显得捉襟见肘。先进的中国人对宪政的渴望以及立宪运动的发生,并不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果,而是对西方冲击的反应。引入宪政,是因为认为西方的强大富足蕴藏在西方的宪政民主制度之中。加上受传统文化道器说、体用说的影响,宪政被看作“富强救亡”的“器”和“用”,产生了“立宪——富强——救亡”的工具主义宪政观。严复早年在福州船政学堂学习,毕业后在“建威”舰上游历各地,在舰上实习五年后又留学英国。多年的学习与阅历的积累,严复终于在1895年发表《论世变之亟》等一系列政论文表达了自己初始的宪政思想,疾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在1898年至1911年间,严复选择了翻译作为他终身的事业,相继出版《原富》、《社会通诠》、《法意》等八大译著,并加上自己的按语;还在1905年讲演西方政治学,并将其发表为《政治讲义》。这一时期的思想虽然没有维新变法时期那样激烈和敏锐,但较维新时期的思想沉稳和细腻,对以前他提出的很多思想进行了全方面、多角度、立体化的阐述;其宪政思想也逐步从前期的零散状态逐步转向相对系统化。1911年以后,严复年老,由于关注的角度发生变化,重心从中国特色的宪政化道路是什么的思考,转为如何走上中国特色的宪政之路,宪政思想升华。借助宪政概念这一分析工具,在严复的思想中找出了宪政的前提与基础:国体、政体与民主;同时梳理出了严复宪政思想的主要内容:其一,作为宪政起点的立宪;其二,作为核心的三权分立;其三,作为内在目的的人权。通过对严复宪政思想的梳理,自然而然的进入到揭示严复宪政思想的内在关怀。有学者的研究揭示,严复的思想内核是富强,是一种“宪政——富强——救亡”的工具主义宪政观,如王人博教授等。另一些学者研究严复思想的结论是:严复始终关注自由,是想建立一种有“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其自由主义表现出三个特点:追求富强;肯定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但拒绝己重群轻的个体主义,并强调已群并重;三、调适性的渐进改革。代表人物是黄克武研究员等。还有学者认为,严复追求的是“治道”。如吴展良指出:“严复所追求的绝不仅是富强。他其实具有一种既深且厚的‘儒学性格’、无所不在的‘易家与道家式的世界观’、以及深受儒道思想传统影响的思维方式。其学术思想的主要追求,是一种‘通道为一’的一贯境界。亦即认识最高也最普遍,内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可以作为一切事理与人生实践之最高指导的原理与‘理路’。严复的终极关怀,在于找出中国在大时代的挑战下所应循的道路。……中年以后,更以此为全生命的职志,……使中国步入大道,意味着使中国的学术、文化、教育、伦理、政治、经济、军事乃至一切种种都走上正轨。……然而追求富强并不是他的最高目标或指导原则,使中国走上‘大道’才是他的核心与终极追求。”王建龙博士也是持有如此观点。史华兹博士似乎认为严复是存在两种关怀的,即富强与自由。尽管其撰写的书名叫作《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但他又始终不渝的坚信严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严复认为,好的政体,才能够富国强民,那么这个好政体就是宪政;但也诚如史华兹博士指出,严复是自由主义者。从严复宪政思想的全局看,严复的国家思想、政体思想、民主思想、立宪思想、三权分立思想、人权思想等里面既包涵着对富强的追求,也内化有对自由的渴望。如果说以往对自由的追求,可能被对富强的迫切要求所压制,“富强为体,自由为用”;那么,1905年的《政治讲义》是严复多年来对自由,尤其是政治自由孜孜以求的一次升华、凸显。在严复的终极关怀里,富强与自由,始终是一对孪生兄弟,被严复紧紧的注视着。综上所述,本文有以下几点意义:首先,革命与改良,都是有意义的,严复是一个持有改良主义的思想巨擘,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其次,对严复宪政思想的梳理,将其国家思想、政体思想、民主思想、立宪思想、三权分立思想、人权思想等一一的采撷出,汇成严复宪政思想的主要内容;第三,通过时间上、内容上对其宪政思想的梳理,找出严复的终极关怀。对于这样一个经历过如此多风云际换的事件的思想家而言,其思想是深刻而复杂的,其思想在不断的流变,其终极关怀也未尝只有一个,可能是多元的:既有对富强的关注,也有对自由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