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上海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原始档案资料细致考察了解放初期上海旧慈善团体、同乡会等社会团体的消失与居委会组织的创建，理论地再现了新中国国家政权在一个异质性程度极高的城市空间形成、发展并构建与自身相适应的社会基础的历史过程。全文基本思路如下：现代国家建设的共性特征之一在于国家政权向社会渗透，而新中国的国家建设的特殊之处在于国家不仅向社会渗透，而且还同时要求建立一个与国家意志高度一致的社会体系。因此，国家对旧的社会结构及其基础施以彻底清除，并在此过程中以原来的底层民众为核心重构了社会，构建了国家政权自身的社会基础。在具体实践中，这一体系的形成受到革命与国家逻辑的双重影响。划分为敌我阶级的逻辑与实践使社会高度政治化、组织化、单一化。它一方面将一些社会性团体重组为隶属于国家的人民团体，同时使慈善团体、同乡会等旧救济福利团体失去了生存空间与意义，从而将上海原有的行政与社会双重管理体系转变为单一的行政管理体系；另一方面，这一阶级体系与国家意志向社会扩张自身权力相结合创造了阶级净化机制，通过这一机制国家在社会中构造了充当国家代理人的城市社会基层组织——居委会。作为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组织，居委会在建国初期一方面作为城市行政体系中的最低一层承担了国家意志向下贯穿的任务，协助国家完成了对城市基层社会的改造；另一方面作为自治性组织承担了大量由社会体系转移出来而国家尚不能通过单位制完成的社会性事务。最终，通过从社会团体到人民团体的转换和从消除保甲到创建居委会的双重过程，新中国不仅重构了城市社会组织体系，而且在此过程中构造了国家的“人民”基础，从而构建了新中国国家政权构的城市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