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建立在中国社会转型阶段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整体的社会变迁与发展转变的基础上,其中,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增多,各种社会议题成为公众舆论讨论的主题。但是公众舆论总是由理性的声音与非理性的声音组成,非理性特征不会被完全剔除或避免,而且在当前社会环境下愈演愈烈。公众舆论的非理性特征若是压倒理性特征,会加剧不同社会族群、阶层之间的撕裂,耗损社会成本、破坏社会正常秩序。因此,需要我们直面公众舆论的非理性特征,构建公众舆论理性与非理性的平衡态。本研究聚焦公众舆论的非理性特征,首先进行公众舆论的理论回溯和文献研究,梳理了埃德蒙·柏克、古斯塔夫·勒庞、西德蒙格·弗洛伊德等思想家的公众舆论观点,并对各家理论进行了独创性和局限性的分析。在继承思想家们理论遗产的基础上,结合对现实舆情案例的田野观察,总结公众舆论非理性特征的五类表现形式,分别是极端化、偏激化的言论表达;无中生有、罔顾事实的言论表达;戏谑化、娱乐化的言论表达;简单化、无逻辑的言论表达;盲目的、狂热的言论表达。同时,研究分析造成上述公众舆论非理性特征的成因,包括社会转型期矛盾高发的特殊社会环境,群体极化、狂欢等心理机制的作用,作为当代公众舆论主要平台的互联网的匿名性、虚拟性等特征,以及新闻媒体的不恰当引导等。研究进一步提出,理性与非理性都是公众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非理性部分不可能也不需要被完全剥离或消灭。如果公众舆论中的非理性特征持续增强,则会导致舆论生态的失衡,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因此,研究认为构建公众舆论理性与非理性的平衡态是发挥公众舆论积极作用的必经之路。公众舆论理性与非理性的平衡态是指,公众舆论系统发展相对稳定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理性舆论处于主导地位,非理性舆论处于从属地位。公众舆论理性与非理性的平衡态的构建,需要建立完善的信息发布机制,创造相对自由的表达空间。同时,作为舆论主体的公众、新闻媒体等要提高自身的理性意识、公民意识和媒介素养。最后,法律应当在为公众舆论提供保护的同时,也需规制具有危害性的极端言论,保护公众的人格权、隐私权和名誉权。最后,研究回归现实案例,以中国网民对韩国"亲信门"事件的舆论评价为例,对此案例中的舆论内容进行文本分析,归纳总结事件中各类非理性舆论,并以理论工具对照此案进行理论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