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清代学术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当时学术界的一流学者,如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柳诒徵、胡适、钱穆、侯外庐、张舜徽等人都对它做过梳理和总结。清代学术之所以如此吸引众人,是因为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学术在20世纪上半期空前繁荣;五四以来对科学精神的追求以及新汉学运动高涨,都使得学者们十分关注注重实证、讲求征信的清代汉学;学者们生于斯、长于斯,在新时代下对哺育过自己的清代学术进行总结,是一种普遍的心理诉求。在众多学者中,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钱穆是20世纪前半期清学史研究的杰出代表,开启了研究和总结清学史的一代新风。作为20世纪以来用新思想、新方法研究清学史的第一人,章太炎在《訄书·清儒》篇中对有清一代学术做了系统的梳理与总结。他以乾嘉汉学为清代学术的主流,最早提出了吴、皖分帜之说,对近代学者的清学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刘师培的清学史研究稍后于章太炎,对章氏的研究既有继承,又有超越。他对清学来源的探讨,对乾嘉汉学的界定、对清儒治学特点的总结、对清代学术分期的解说,填补了章太炎研究的不足,也引发了后学对清学史研究的进一步思考。基于排满革命的需要,两人在论述清代学术时都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同时两人皆为清末古文经学大师,拘守古文家法,对晚清今文经学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他们的清学史研究虽然没有留下什么鸿篇巨制,但开创之功不可磨灭,都是近代清学史研究初创阶段的大家重镇。继章太炎、刘师培之后对清学史研究最有成就的学者是梁启超。1904年,梁启超发表《近世之学术》一文,这是他治清代学术史的发轫。20世纪20年代,他先后撰写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部著作,以“复古解放”为主线完成了对清代学术思想的全面考察与总结,进一步扩大了清学史研究的领域。他对清学成因问题的探讨,在章、刘分析的基础上续有展拓,提出了“理学反动说”,还指出了以“复古”为职志,以“解放”为手段的“学术反动”的发展方向,拓展了清学史研究的思路。梁启超不仅继承了章、刘的吴皖分派的观点,更是详细的论述的吴、皖两派的不同,并且有明显的抑吴扬皖的倾向。他对清代汉学做了全面的梳理和总结,既阐述了乾嘉学者在考据学上的杰出成就,又对其治学方法进行归纳总结,同时也分析了清代汉学的弊端。其对晚清学术的分析较之于章、刘更为客观,较之于钱穆更为符合当时的实际。梁启超清学史研究可商榷之处亦不少,如隔断清学与宋明理学的联系、将清学比作文艺复兴是否确切、论述清代学术时表现出来的学术与思想上的矛盾等,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中需要加以注意的。在20世纪前半期的清学史研究中,钱穆的研究后来居上,将清学史研究推向深入。钱穆的清学史研究成就集中体现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该书虽与梁启超的著作同名,但在写作主旨、研究内容和方法等方面却与梁著大异其趣。他不同意梁的“理学反动说”而提出“每转益进说”,深化了对清学成因的分析;论清初学术时,对梁以顾炎武为清代汉学开山提出质疑,从而表彰和凸显黄宗羲的贡献;他不赞同梁启超的抑吴扬皖论,把考察的重心放在吴学对戴学的影响上;对晚清今文经学也多有批评;对清代理学,尤其是对乾嘉理学的深入发掘和阐发,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钱穆对章学诚的评价,既不同于章氏批评章学诚的正统史观,也不同于梁启超对章学诚史学成绩的赞扬,而是从尊崇宋学的角度对章学诚的学术思想和贡献进行了系统论述,较之章、梁的研究更进一步。当然,钱穆的清学史研究也有不少可商榷之处,诸如钱穆仅从学术求真的方面来评价晚清今文经学,论清代学术时绝少谈到西学,对乾嘉汉学的批评以及对戴震的评价均有片面之处。总之,近人研究清代学术,由章太炎开其端,刘师培继其后。继章、刘之后卓有成就者,当推梁启超、钱穆二人,尤其是钱穆后来居上,将研究引向深入。本文以20世纪前半期为研究时段,主要选取这一时期对清学史研究贡献尤大的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钱穆为研究对象,力图揭示出这一时期清学史研究的特点及其影响,希望能对近代学术史的研究起一些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