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缪尔·贝克特作为二战后最重要的戏剧家之一影响了大批后来者。由于他的创作时期跨越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重要年代,他在戏剧史上的地位究竟是现代主义作家还是后现代主义作家一直是批评家争论的热点,至今尚无定论。贝克特的后期作品一般被视作后现代主义经典,而他的前期作品由于创作年代较早,常常被定位为现代主义或存在主义,而鲜见后现代主义的分析。而中国的贝克特批评相对于国际潮流也有所落后。本篇论文《论贝克特前期四部剧作中记忆的后现代呈现》则试图跳出单纯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定位之争,而着眼于贝克特早期四部剧作(《等待戈多》,《终局》,《克拉普的最后一盘录音带》和《美好的日子》)在记忆方面的呈现,分析、展现其中的后现代主义特色。　　 记忆是贝克特戏剧中备受关注的主题之一。本文尝试从三个方面来探讨贝克特式的记忆:即认识论,舞台叙事,和舞台布景。首先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贝克特运用“移置”的手段解构了记忆的主体和客体。他剧中的人物失去了主体性,不再是以往戏剧中具有能动记忆的角色,他们的记忆能力(在剧中主要表现为叙述过去的“声音”)受到质疑,从而移置了记忆主体和记忆之间的联系。而记忆的客体,即过往的事物,也因无意义的重复解除了记忆本源和记忆过程两者之间的联系,从而使被记忆事物的实在性受到质疑。人的主体性和回忆源头的真实存在性都受到了挑战,它们原先在记忆概念中的权威性被消解。作为记忆的两大支柱,其主客体的解构直接导致传统记忆观在贝克特戏剧世界里的颠覆。　　 戏剧不能脱离舞台。贝克特在舞台叙事手法上从不同层面展现了后现代的精髓。这些人物对过去的叙述,往往沦为荒诞不经的表演,和不着边际、异想天开的自言自语。四部剧中元戏剧的运用让人物有自我意识地进行表演,其中的表演性使观众认识到记忆不是确切的过去再现,而更可能是一种阐释。人物在谈话、回忆时散乱的模式展现的是破碎、不确定的人生故事,没有逻辑关系的细节使过去更加模糊。而他们在表演中对于已有“事实”看似荒诞的追问,展现了后现代对于一切既定知识及其“合法化”过程的拷问。　　 贝克特的舞台空间的物质呈现也颇具特色。他对于新科技在记忆表现方面的运用尤其具有后现代特征。贝克特对新科学,特别是以录音机、电脑等为代表的各种人工记忆机器既能及时运用,但又对其试图保留、复制过去的努力表示怀疑。除了科学这个新“道具”,贝克特的舞台设计也对记忆过程形成了阻碍。他以一种极简主义的风格把舞台变成一个能使观众印象深刻,却使人物丧失记忆的世界。　　 总体来看,贝克特的早期四部戏剧不仅在呈现方面展示了诸如破碎、戏仿、不确定性等典型的后现代文学特征,更重要的是这些剧作体现了质疑一切即存权威的后现代主义精神。正是凭借着这种精神,贝克特才能不断挑战一切规则,甚至打破包括自己所创造的“经典”,不断推陈出新,完成一部又一部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