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微观物理学研究构成了福柯1970年代智识生活的最重要方面。与以生产方式为基础、预设国家的功能和结构的先验统一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福柯引入关于“现在的历史”的谱写学并采用唯名论的立场,优先强调微观权力的多样性及其散布。福柯提出规训权力,随后将其扩展为生命权力：对身体的规训与对人口的生命政治构成了它的一体两面。但福柯的微观权力研究存在着问题：(1)、微观权力是如何形成具有连贯性的统治秩序、国家在权力关系中的作用。福柯在“认知的意志”中侧重使用“策略”概念以解决上述问题。但由于总体上仍局限在生命权力的框架之中,将理论矛头既指向法西斯德国又对准社会主义苏联,在说明二者差异性的同时强调它们本质上的一致性,因而实际上构成了对“策略"概念所暗含的多样性的拒斥与限制；(2)、福柯的权力的“尼采假设”则不仅将权力的生产性颠倒为对权力的极端谴责和控诉,而且它无法分析对合法性、赞同以及同意的信仰是如何积极地形成并得以稳定化的。由此,福柯转向对权力概念的再问题化,并以“治理"取代权力的“尼采假设”。通过配合使用策略与治理、治理术概念,紧紧围绕权力与知识、国家建构与合理性之间复杂而多样的关系,福柯能够更为直接的分析国家问题并对之进行分期。虽然策略概念将不可避免的使福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问题上采取与韦伯相近的立场,但这一研究对我们分析和批判新自由主义治理术及其实践则具有充分的价值和意义。最后,我们就福柯的治理术思想、特别是他关于“不存在社会主义的治理合理性”的论断作出了某种回应,并指明它对思考当代中国现实问题可能具有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