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和法兰克福学派一直是学界比较关注的研究对象。两者之间所存在的理论渊源关系,也在各种针对韦伯或法兰克福学派的讨论中得到证实。但是这种关系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更没有得到系统的梳理。与此同时,韦伯作为现代性的经典理论家,其文化社会学中所包含的美学意旨也遭到了长期的忽视。事实上,他为解决现代性困境而提出的“审美救赎”方案,既为现代美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也是促使法兰克福学派审美乌托邦思想形成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因此,立足于美学的立场,围绕“审美救赎”问题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法兰克福学派美学以及当代批判理论的谱系,同时也是对韦伯思想资源的重新评估。为此,全文分为上下两篇,共四个章节,分别以韦伯和法兰克福学派为中心展开讨论。　　 上篇分为两章,集中讨论韦伯文化社会学的美学意旨。其中,第一章主要围绕合理化理论,分两节说明韦伯对现代生活及其困境的基本判断,从而理解他在文化社会学中提出“审美救赎”方案的理论背景和现实依据。与一般的美学讨论不同,本章所涉及到的基本问题是在一个更广阔的学科视野中展开的。具体而言,第一节通过对宗教合理化过程的分析,揭示出宗教伦理与世俗生活各个方面之间不可调和的张力关系。这些张力既造成了文化价值领域的分化,也在社会层面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高度发展。最终,它不仅宣告宗教与世俗的分离,也导致了传统向现代的过渡。第二节则重点分析这一合理化进程所带来了现代社会的诸多困境。这些困境集中表现在:个体的行动不再需要意义；个体的存在也不再需要自由；工具理性大获全胜并成为指导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韦伯的“审美救赎”方案就是在此基础上被提出来的。而且这些现代性主题后来也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讨论所依据的基本语境和背景。　　 第二章则具体围绕韦伯所提出的“审美救赎”方案,分别讨论这样两个问题:一是艺术能够获得文化救赎能力的基本条件是什么?二是艺术作为一种具有独立地位的文化力量,其自身逻辑或内在法则又是什么?这些问题既是理解韦伯文化社会学的美学意旨的关键所在,也是我们探讨法兰克福学派相关理论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一方面,艺术之所以能够具有某种替代宗教的救赎功能,其前提条件就在于价值领域的分化使得现代艺术获得了自主性。“审美领域”作为文化价值领域分化之后的产物,标志艺术从此获得了一种区别于其他领域的合法地位。另一方面,艺术又是以感性形式所表现出来的价值理性为自身逻辑的。现代艺术作为体现价值理性的一个重要维度,与文化的其他价值领域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以一种极其明显的感性愉悦而表现出更强烈的颠覆性和反叛性,因而更有可能将人们从工具理性的规训世界中解救出来。韦伯由此对审美救赎功能的文化社会学说明,不仅为现代美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并对法兰克福学派美学产生了明显的理论影响。他们从批判理论的立场上,将韦伯的“审美救赎”方案进一步扩张为一种审美乌托邦的理论设想。　　 下篇将问题集中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事实上,在法兰克福学派几代理论家那里,韦伯是以不同的形象进入到他们的视线中的。我们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其第一代理论家以及第二代理论家的代表性人物哈贝马斯那里。因此下篇也分为两章,围绕着审美救赎问题分别讨论韦伯对两代理论家的影响以及他们对韦伯理论的批判与发展。　　 第三章分三节说明:第一代理论家对于工具理性和文化工业的批判,与韦伯对于现代社会的批判性解读是一脉相传的。而他们对审美乌托邦的理论设想,其基本思路也是由韦伯所提供的。首先,在韦伯的基础上,他们对工具理性进行了更彻底的激进批判。这一批判成为他们最终走向审美乌托邦的基本理论背景。其次,这一批判还必须在他们对于文化工业的批判态度中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因为文化工业批判作为工具理性批判在新时期的延续,是试图结合具体的文化现象将现代生活的工具理性本质揭示出来的有效尝试。最后,沿着韦伯的思考路径,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理论家走向更为彻底的审美乌托邦想象之中。艺术也成为他们抵御工具理性控制的最后希望所在。也正是在这一视界中,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理论家深化了艺术的世俗救赎可能性,弥补了韦伯在其文化社会学框架内没有完成的关于现代艺术的深入探讨。他们对现代社会的理性批判及其关于审美乌托邦的讨论,也在更激进的立场上回应了韦伯的文化社会学所暗含的审美现代性问题。　　 第四章分三节分别讨论哈贝马斯的相关美学思想。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思想家的当然代表,他直接将韦伯作为自己的理论出发点,对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此基础上,他围绕着交往理性这一概念,提出了自己对审美救赎功能的理解。首先,哈贝马斯对其前辈的理性批判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由此指出:现代性进程中的危机与困境是存在的,但解决问题的关键不是将工具理性理解为物化和异化的根源,再将韦伯的“审美救赎”方案扩张为一种审美乌托邦的理论想象。其次,哈贝马斯通过对生活世界及其殖民化现象的揭示,指出现代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在生活世界与系统之间出现了一定的冲突。但是问题的关键并不是彻底地清算理性,并在理性之外寻找某种替代品,而是要认清各个领域有效性要求的内涵及其边界。最后,哈贝马斯围绕着审美话语的有效性问题,对艺术的救赎功能给予了必要的反思。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理论家所极力张扬的审美乌托邦的想象,在哈贝马斯那里,被一种关于审美话语有效性的审慎反思所代替。通过这一反思,在他的理论框架中,审美的救赎力量已经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受到严格的限制。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最终希望解决这样两个问题:首先,从美学思想史的角度,指出法兰克福学派在马克思主义等思想资源之外,还与韦伯的社会学理论存在着明确的传承关系。在此意义上,韦伯可以被理解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重要思想源头之一。就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思想而言,其理论发展如果离开了韦伯这个并不引人注目的环节,也将是不完整的。他在文化社会学中阐发的美学意旨,帮助法兰克福学派发展出了一种新的理论形态,从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某种“文化转向”。其次,从美学问题史的角度力图说明:在韦伯那里得以展开的合理化进程中的诸多现代性问题——尤其是工具理性对人的压制,以及他本人所开列的“审美救赎”方案,都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得到了更为激进的回应。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理论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既与韦伯的理论直接相关,又远比后者激进和彻底。在此基础上,他们在韦伯的“审美救赎”之路上走得更远。而到了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第二代理论家那里,这些问题又得到了重新审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审美救赎”思想从韦伯开始经由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理论家发展成为一个彻底的审美乌托邦的理论想象,并最终由哈贝马斯在批判理论的框架中给予了必要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