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鼎倾覆,使汉族群体有史以来首次感受到了被外族全面控制而产生的心灵震撼。因此,与政治军事的史无前例相对应,宋元之际汉族遗民文学中所体现出来的遗民情感也理所当然与以往历史上任何易代之际的其他遗民文学有所不同,“爱国”、“民族气节”等道德情感范畴已经不能完全概括出这个时期汉族遗民的心理表现与行为方式,要想准确地还原这个时期的遗民心态,除了传统的爱国概念以外,还应从汉民族由原始社会开始,经过漫长岁月而生发出的包括族类生存、文化区分双重含义在内的族类生命意识入手。它与“爱国”、“民族气节”等偏重于道德情感的概念范畴虽有联系,但也有着很大区别,是一种侧重于伦理情感表达的心理状态。所以,当面临着外族血腥的屠杀,文化被严重摧残,民族生存与发展空间受到极度打压的时候,宋元之际汉族遗民的情感悲愤就不仅仅是“亡国之祸”那样简单,而更体现出一种“灭种之悲”的惨痛。虽然宋代三百余年间汉民族的生存空间始终受到外族的严重威胁,苏轼、陈亮、陆游甚至宋亡以前的文天祥等汉族知识分子都有一种对族类生存的隐忧,但毕竟汉民族几千来在各个方面形成的优越感使他们无法真正预想到这个民族在日后外族的不断扩张过程中能够惨遭灭顶之灾。于是,当这种危机感由隐忧真正变成了现实,他们的情感表达与以往其他遗民相比,就更趋于极端,也更加复杂。从对当时汉族族类生命状态的体认而言,不同的人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可以有或存或亡的不同看法,而在对现实的具体应对方式方面,在以民族生存和文化区分这两种族类生命意识的基本含义的支撑下,他们或以表达人生空幻、隐遁、历史超越等遁世心态来逃避原有社会结构坍塌、族类生存载体毁灭的社会现实,或对自己所属民族在各个方面最终实现复兴持有强烈的终极信念,这种看似矛盾的情感表现其实正是一切民族在生死存亡之际族群个体成员族类归属感的普遍呈现状态。但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史与文学史上,宋元鼎革,却又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例子。无论从文学的角度还是从社会政治的角度,虽然日后明清易代,汉族政权的再次沦丧与宋元鼎革有着极大的相似处,都是少数民族取代汉族实现全方位的统一,但因为有宋元之际汉族文人接受历史现实的方式作为模板,加之满族相对开明的民族政策,明清之际汉族文人在接受历史现实的过程中就会形成一个心理缓冲,其遗民心态也自然不会像宋元之际的汉族文人那样极端,而只是一种在总体上比较柔婉的感伤,这对清代初期社会的长期稳定以及文学领域内感伤思潮的形成不无益处。但同时又必须承认,宋元之际的汉族遗民文人由于其心态的极端,实为宋代以后汉族对其他少数民族的看法起到了一个极坏的示范作用。在主观上这虽然不能完全归罪于当时的遗民文人本身,可在客观效果上,这种观念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却又的确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消极后果,这在对宋元之际汉族遗民文人族类生命意识的研究上,也不应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