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全面推广后,农民主要以独立经营的方式在进行农业生产,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由于农民自身在社会资本、物质资本等方面的匮乏,农民单纯依赖自身力量走向市场十分困难,于是农民合作社便应运而生。理想中的农民合作社是实现弱者之间的联合,其本质上是绝对益贫的。那么,在具体实践当中的农民合作社的益贫性如何呢?本文以“益贫式增长”为理论视角对甘南J县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运作实践展开研究。首先根据文献资料和实地调研所获取的资料,对当地农民合作社的实际运行情况进行了考察,探寻了合作社的益贫机制。随后,根据“贫式增长”理念的核心要义,构建“收入增加”和“机会均等”两个维度进行指标选取,借助熵值法对合作社的益贫性做出评价,从而明确了农民合作社益贫性现状和问题,在此基础上,对影响农民合作社益贫性的主要因素展开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1)不同于经典合作制度中的“弱者的联合”型合作社,在地方实践中主要以“能人办社”型的合作社为主,前者的减贫逻辑是“报团—取暖”,后者的减贫逻辑是“带动—参与”。(2)地方实践当中的农民合作社的益贫机制主要体现在:一是,通过增加农民的物质资本,缓解收入贫困;二是,通过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具备包容性的就业机会,缓解能力贫困;三是,通过拓宽农民增收的渠道,改善收入结构单一。(3)影响农民合作社益贫性的因素有内部和外部两个层面。内部因素主要有:合作社的生产经营状况直接影响着穷人的物质资本变动;合作社的组织形态影响着弱者吸纳意愿,那些在建立和运作过程有更多来自基层政府、帮扶单位参与的合作社会倾向于吸纳更多的贫困者;合作社的产业类型影响弱者吸纳能力,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够吸纳更多的穷人。这三种因素对合作社的益贫机制起着阻碍或畅通作用。此外,国家战略、国家政策引导形成了提高合作社益贫性的“推力”,基层政府介入形成了提高合作社益贫性的“拉力”。当这两种向度的作用力同时发生作用时,合作社的益贫机制得到显著的畅通,从而提升了合作社的益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