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性行动计划(Affirmative Action)是美国政府为了缓和和消除在就业、教育等领域的种族和性别歧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实施的政策。其正式实施的标志是1965年9月林登·约翰逊总统签署的11246号行政命令。本文试图以肯定性行动计划的争议性(controversial)为切入点来构建其与美国少数族裔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力求从一个较新的角度来诠释肯定性行动计划。本论文共分四章,另加绪论和结语部分,基本思路如下：绪论首先叙述了本论文的研究意义,然后回顾了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情况,指出了这些研究已解决的和尚需继续研究的问题,由此明确了肯定性行动计划与少数族裔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基础和继续该专题研究的价值及可行性。第一章主要阐释了肯定性行动计划在争议中的诞生,即该政策出台的历史背景。首先分析了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对少数族裔自我意识增强的催化作用以及联邦政府特别是约翰·肯尼迪、林登·约翰逊两位总统的应对措施。接下来分析了1965年美国国会通过的《移民和国籍法》使得有着不同国籍、不同教育背景的移民大量涌入美国,挑战着美国既成的民族政策、教育政策。最后指出了在冷战的国际背景下,美国政府为了争夺世界范围内意识形态的主导权,不得不更好的兑现其自由、平等的建国理念,为弱势群体融入主流社会提供更多的机会,源于此,冷战时期的历任总统才积极地推行肯定性行动计划。第二章到第四章探究了肯定性行动计划在争议中发展的状况。第二章阐释了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介入及其立场：较为详细地叙述了在“马科·德夫尼斯诉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案”、“加州大学校务委员会诉巴蒂案”、“格鲁特诉博林杰案”及“格拉斯诉博林杰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立场以及社会各界对判决结果的反应。并以此为基础,对肯定性行动计划做了法理学上和哲学上的思考；第三章论述了行政部门的政策取向：着重分析了三位在政策上最具代表性的总统的政策,分别是：里根总统以削减教育财政支出为手段来推行其教育上的新保守主义政策,使肯定性行动计划处于低潮期。克林顿总统面对日益高涨的要求废除肯定性行动计划的呼声,陷入了“两难处境”,最终提出了“完善但不中止”的政策。小布什在肯定性行动计划继续推行与否的问题上则态度暧昧,一方面,他对联邦最高法院于2003年6月就白人学生状告密歇根大学在招生上对白人学生实施“反向歧视”两宗案例的判决表示赞赏,因为该判决考虑了学校的多样化,但另一方面他又极力推广他的“肤色色盲”的“肯定性进入”计划；第四章分析了社会各阶层以及特定群体的不同声音：首先分析了肯定性行动计划与美国自由、平等和崇尚个人主义的理念之间的矛盾。随后分析了肯定性行动计划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实施到底应该以族裔还是以阶层为划分标准、抑或两者都不可行。接下来的两节分别分析了亚裔和犹太裔学生是否是肯定性行动计划的受害者,以及黑人学生对肯定性行动计划的态度。结语部分分析了该政策的未来——在“争议”中将走向何方?着重分析了在“霍普伍德诉德克萨斯州州立大学法学院案”和加州“209提案”通过后,民众以“反向歧视”为由不断挑战着肯定性行动计划在高校中的继续存在,那么肯定性行动计划在美国高校是否还有存在的土壤。第一位非洲裔美国总统奥巴马宣称肯定性行动计划将成为“逐渐衰微的工具”,这是否会实现,何时会实现。鉴于历史上联邦最高法院九位法官判决的僵持与争议,美国历史上首位拉丁裔联邦最高法院女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的上任是否会在未来的少数族裔高等教育案例的判决中起最富影响力的作用。笔者认为,鉴于前文对肯定性行动计划“争议性”的探析,该政策的前景难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