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在认识世界的早期,首先是对人体自身以及人体部位进行认知,然后把对自身的认知经验与天地万物通过类比联系起来,通过对相对熟悉、具体的自身以及周围事物的了解,不断对相对复杂、抽象、遥远的事物进行感知、想象,逐渐加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美国语言学家斯瓦迪士在考察了多个国家的语言之后,总结出人类各种语言中200个相对核心的词汇,人体词排在前100核心词之内。所以,对人体词语进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运用认知语言学理论对人体词语进行的研究大量涌现主要集中于英语领域,英语中对人体词语进行的研究,已经比较有深度、角度也比较多样化,但是,韩语和汉语中对人体词语的研究虽己取得一定成果,但广度、角度以及深度都远不及英语。目前,韩语和汉语中对人体词汇的研究多集中于运用隐喻理论对人体词汇进行语义以及惯用语方面的本体论研究,对比研究很少,几乎没有出现全面运用认知语言学理论,从隐喻、转喻以及隐转喻方面进行的多角度,体系化的研究。本文尝试对韩中头部重要的六组人体名词的词义转移进行认知对比研究,运用隐喻、转喻、隐转喻理论以及意象图式、映射、ICM等理论在第三章对这些人体名词的词义转移的取象特征及转移路径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总结。以第三章的分析为基础,第四章对韩中头部人体名词词义转移的隐喻性、转喻性以及隐转喻性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对韩中头部六组人体名词的词义转移构建过程进行具体分析后,发现了以下总体特征：1.在中国语中头部人体名词用作量词的现象非常多,如‘头、首、口、眼、面’都可以用作量词。但是在韩国语中头部人体名词用作量词的情况相对较少,只有以活用作量词。2.经过分析,韩中头部人体名词的词义转移数量不同,按照词义转移数量的多少,排列顺序为头/首>眼/目>口/嘴>脸/面>耳>鼻,并且我们发现,中国语中有同称词的头部人体名词的词义转移数量更多,像‘头/首,眼/目,口/嘴,脸/面’的词义转移数量要远多于‘耳,鼻’的词义转移数量。这主要是由于有同称词的人体名词的语义负荷量太大,需要两个词汇分担不同的语义作用。这些有同称词的人体名词其中一个往往被用于量词,如‘头,眼,口,面’都可以用作量词。3.在韩中头部人体名词中,由于人体器官头具有完型性和比较突出的位置,又具有强大的功能,所以与之对应的韩中人体名词和‘头/首’的词义转移数量最多。形貌特征、位置特征、功能特征是词义转移的主要取象点,从韩中人体名词‘(?)司’和‘头/首’词义转移的具体情况来看,韩国人不太注重从头的形貌特征和功能特征取象,没有选择形貌特征作为取象点进行词义转移,选择功能特征完成的词义转移也只有一个,主要集中从位置特征进行取象进行词汇的词义转移。而中国人则喜欢把头的形貌特征和功能特征作为取象点,对功能特征共取象七次进行词义转移,并且还有对这两个特征进行同时取象完成词义转移的情况。韩中人体名词‘(?)’和‘脸/面’的完型性比较强,所以多从脸的形貌特征进行取象完成词义转移。‘(?)和‘口/嘴,眼/目’在词义转移时则重视对功能特征的取象,但是韩国人不太关注口和眼睛的形貌和位置特征,而中国人却比较重视这两个特征,喜欢从这两个特征取象进行词义转移。韩中人体名词‘(?)’和‘鼻’是头部人体名词中词义转移数量最少的,这主要是由于鼻子这个器官,形状较小,位置也不算太突出,功能特征也并不很重要,所以不太受到人们的关注。4.经过统计,本文研究的六个韩国语头部人体名词的词义转移总数量为45,从形貌特征取象完成的词义转移数量占29%,从位置特征取象完成的词义转移数量占27%,从功能特征取象完成的词义转移数量占37%,同时对两种特征进行取象完成的词义转移数量占7%。六个中国语头部人体名词的词义转移总数量为83,从形貌特征取象完成的词义转移数量占28%,从位置特征取象完成的词义转移数量占28%,从功能特征取象完成的词义转移数量占42%,同时对两种特征进行取象完成的词义转移数量占2%。根据以上数据可知,虽然韩中人体名词词义转移时取象特征有所不同,词义转移的数量也不同,但是,韩国语和中国语都最为重视对人体器官功能特征的取象,其次是对相对突出的形貌特征和位置特征进行突显来进行词义转移。5.韩中头部人体名词的隐喻性主要体现在‘人体器官向具体的事物域进行投鼽人体器官向空间、时间域进行投射,人体器官向容器域进行投射’几个方面：转喻性主要体现在‘人体器官指代人,人体器官指代生成物,人体器官指代感知,人体器官指代感情’四个方面。隐喻与转喻的互动主要是体现在包括转喻的实体隐喻、容器隐喻,空间隐喻等方面,这个互动是首先建立在隐喻的基础上,比如情感隐喻,感知隐喻,生产隐喻等,其次是在隐喻中实现隐转喻的互动,形成一个连续统。包含情感转喻的隐喻是实现隐转喻的主要方式。已有研究中基本上认为情感是靠概念隐喻实现的,但是忽略了转喻的基础性作用,本文认为人体名词转义指代感情,是隐喻和转喻相互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