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进步与科技发展,数据技术的出现降低了我们的生活成本,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更加简单,让我们的出行更为便捷,让我们的学习更加全面。于此同时,数据技术对我们的生活影响越来越深入也越来越重要,日常的通讯、工作、出行、学习与生活都充斥了数据技术的应用。节约时间、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是数据技术带给我们的好处。数据技术在带给我们便利的同时,也在不断发展,出现了包括云处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的数据处理与开发技术。先进的技术带来了新的功能与价值,由此出现了数据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及数据运用中的安全风险。进而,以法律规制数据使用,保护数据利益的呼声逐渐响起。数据利益冲突与安全问题是技术带给我们的困境,不可避免也无法回避。为了认识与解决这一困境,学术界从数据立法角度出发,对其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数据权利的概念。以权利视角认识与保障数据利益,促进数据权利行使,完善数据权利救济规则。然而,对于数据权利存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学术界缺乏论证,只是一味地宣称数据权利,从立法角度谈及数据保护,并未就数据权利的正当性予以证明。解决数据权利的正当性问题,必须通过有效理论对数据权利进行证明,确定这种权利内容、价值以及成权标准。因此,需要采用语义分析、演绎推理、对比研究的方法,从自然法学权利观、实证法学权利观以及社会法学权利观这三个主要法学流派权利理论出发对数据权利进行分析,进而做到权利的有效证明。首先,自然权利来源于自然理性,其发展过程受到价值认知的影响。根据价值内容不同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以正义为核心的权利观、以自由为核心的权利观、以平等为核心的权利观。由此形成的自然权利理论,正当性来源于价值内涵。公众使用数据目的在于享受科技发展带来的进步,提高单位生产能力,享受到社会进步带来的福祉。数据权利则在于确保人以正义为目的,自由而平等地使用数据,并平等地享有数据带来的利益。从数据权利的目的来看,根本目的是维护数据使用中的正当利益。然而,现阶段以自然权利理论作为数据权利证明标准仍然存在问题,主要体现为主体范围相对狭隘;人格权与财产权交叉、混淆情况严重;对数据权利的内涵并不能完全表达,论证结果不如人意。其次,数据立法早于数据权利的提出,即数据权利受到数据立法的影响。数据权利的内容、权利性质以及保护方式与各国现行数据安全保护法律有着紧密的关系。正因如此,诸多学者以实证法学权利理论对数据权利进行了论证。在明确实证主义权威观的基础上,只要是具备权威性的法律所规定之权利就符合实证主义权利的正当标准。对比欧盟与中国的现行法律,存在两种数据权利证明方式,即法定推定与应有推定。法定推定是直接依据涉及数据安全、数据利益的法律,以法律的权威性作为正当性的实质标准,以合法性作为正当性的程序保准,从而对数据权利进行证明。应有推定是从人格尊严、个人隐私权出发,明确主体在数据使用中所必须的隐私权益与人格利益作为数据成权的正当性标准。实证主义权利证明方法也存在一定缺陷,法律没有明文保护的数据财产权无法进行确权;集体与法人的数据权利并没有在论证中获得认可,忽视了数据权利内容的完整性与主体的全面性。再次,因为自然权利理论与实证主义权利理论对数据权利证明存在不足,故而选择社会法学权利理论进行再次证明。相较于其他两者,社会法学权利理论的优势在于其更加关注社会事实与社会实效,对权利正当性的判断可以结合法律权威与价值的理性认知;还包含了对社会关系中复杂性的考量,对数据权利的司法实践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从数据权利所表现出的现实需求及数据利益规制的有效性结果来看,以社会法学权利理对数据权利进行证明,可以明确数据权利所表达的利益目的,并以这种事实与有效作为权利的正当性标准。同时,社会法学权利理论还关注到集体行为与集体权利,解决了数据权利主体缺失的困扰,对数据权利有着较好的证明与解释效果。最后,相较于自然权利理论与实证主义权利理论,使用社会法学权利理论对数据权利进行证明有着更好的全面性与有效性,但还需要对数据权利内涵进行进一步解说,以此体现了数据权利所涉及的人格、财产与国家安全三方面利益。因此,需要在社会法学基础上,结合产权经济学,引入“权利束”这一概念,借鉴财产权权利束的证明与组成方法,以价值认知、社会实效作为数据权利束使用规则。进而建立一套数据权利束理论,以体系化与规范化的方式对数据权利束中多元主体、多样种类权利进行分析。以数据作为权利束的物质基础,即“束点”,通过利益事实来划分数据权利束中涉及的人格权、财产权、国家主权,并提出一种数据权利束范式来对数据权利进行较为完整而全面的分析。同时,以数据权利束中的价值规范,对数据权利保护中可能出现的权利竞合与权利保护次序进行论证,以达到指导司法实践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