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国内外学者对阿伦特判断理论的研究以及阿伦特本人的阐述,我们发现,进入阿伦特的判断理论绕不开对康德哲学的探究,尤其是其关于鉴赏判断的论述在理论上支持了阿伦特的政治判断。在阿伦特的政治思考中,她始终认为对政治事件的描述远比任何政治理论有力。判断能力作为人最重要的政治性能力之一而受到阿伦特的关注可以追溯到她对极权主义的研究。阿伦特在对欧洲极权主义所引发的灾难进行深入分析之后指出,西方文明的传统已经被极权主义引发的伦理、道德、政治灾难破坏殆尽。传统的断裂表明,我们已经无法用一种道德的手段解决人类判断的困境,这也成为了阿伦特思考的困境。之后阿伦特又经历了艾希曼审判,她发现在极权主义统治下原先的道德标准和判断原则不再起作用,人们只是执行命令而不去思考,没有自己的判断,也不会感到良心不安,这是一种可怕的“无思”,即阿伦特所说的“恶的平庸性”。由此,阿伦特展开了对“思考”的思考,她从对政治生活的关注转向了对心灵生活的研究,同时,她发现对“公共领域”的建构需要对“主体间性”的探讨。对人类心灵生活及“主体间性”的运思过程引导阿伦特回到康德哲学,从而她对判断的思考由之前对亚里士多德的借鉴转向了对康德“鉴赏判断”及“共通感”概念的关注,终于,她找到了康德鉴赏判断与她的政治判断的契合点,由此对康德相关理论的借鉴成为可能。而判断难题解决之后,阿伦特仍然面对着对于伦理困境的思考。